端起一筛子春茧，吴金谷老人开心不已
5月中旬，老人在桑田采摘桑叶
春蚕结束后，老夫妇剪伐完桑枝后手搀手回家
吴金谷在剪伐桑枝
老人在喂养春蚕
吴金谷从金坛卖完春茧归来
本报记者 蒋须俊 萧也平 文/摄
“三夏”时节农事忙，才了蚕桑又插秧。
作为曾是“蚕桑之乡”的丹阳，夏收期间，油菜籽、茧子、麦子“三子登科”的收获场景，让乡村溢满了丰收的喜悦，那时家家户户种桑养蚕售茧忙，为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产业转型升级，如今已很难看到农户养蚕了。不过，在地处茅山老区的延陵镇延星村五房庄自然村，还有一对老夫妇凭着对蚕桑业难以割舍的情结，仍坚守传统种桑养蚕路。他俩就是89岁的吴金谷及其85岁的老伴赵和娣。
6月13日下午5时许，记者在五房庄村头的一块桑田里，遇到正在田间剪伐桑枝的赵和娣老太。前几天，她家的春茧刚卖完，春蚕饲养一结束后，她又加紧将桑树的桑枝条全部剪伐，意在促进桑树新枝条进一步生长。不多时，吴金谷老人骑着一辆电瓶三轮车从秧田赶来了。“现在村里就只有我们老夫妻俩养蚕了，因为本地没人收购春茧，每年我都要送到邻近的金坛贩子处，前几年每斤最高价可卖到26元，但去年只有19元，今年要等对方销售结束才能结账。”吴老汉说，今年春蚕三眠生长期，由于所喂的桑叶有可能被附近农田飞防治虫时飘来的农药所侵染，导致蚕儿中毒，幸好及时采取消毒等挽救措施，最后好歹还能采收到30多斤茧子。
吴金谷曾做过多年的乡村小学民办教师。他所在的五房庄是昔日有名的蚕桑生产专业村，聊起种桑养蚕的历史，吴金谷亦喜亦忧，感慨万千，流露出的是对古老蚕桑文化的一种难舍之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原先的生产队作为集体副业的养蚕业，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演变成“家家有桑田，户户养蚕忙”的场景，可以说这是传统特色产业引领农民增收致富的真实写照。“当时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蚕农养蚕积极性空前高涨，一年最多的时候要养春蚕、夏蚕、秋蚕甚至晚秋蚕四批。”蚕桑生产的红红火火，让乡村养蚕的农户走上了致富之路，不少人家相继盖起了楼房、购买了电视机、电风扇等家电，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有一亩桑，三年不穷慌”也成那个时期老区农民中流传的一句俗语。
进入上半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乡镇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内茧丝市场行情低迷等原因，栽桑养蚕效益下降，这一传统特色富民产业优势不再，再加上“东桑西移”政策和产业转型的实施，乡镇缫丝厂也停产歇业了。到2000年左右，我市不少养蚕农户纷纷弃桑改行，五房庄蚕农也锐减至十多户，后来由于养出的茧子没有正常收购渠道，这些蚕农无奈也选择了退出，原先村头路边大片碧绿的桑田也改种其他庄稼。只有吴金谷夫妇留下了一亩半桑田，依然从事种桑养蚕。老人告诉记者，由于农村一家一户不再养蚕了，原来负责统一订购蚕种的镇农业公司也取消了这一服务项目，这些年他养蚕订种都是委托金坛登冠一位曾在茧站工作过的人帮助订种，待春茧采收后，再骑车将茧子送到金坛一茧贩处出售。虽然给蚕儿上山结茧用的是方格簇，但并不像以前销售给茧站和丝绸厂时方格簇结的茧子价格要优于草笼茧，现在茧贩对此价格不分，还会压价。但每次方格簇用后，他和老伴都要仔细进行火烤和消毒后贮藏，使其得以长时间使用。
虽已年近九旬，但吴金谷老汉腰板硬朗、精神矍铄。他的老伴腰背已驼，可采伐桑枝的劲儿连村上年轻妇女也自叹不如。村民们介绍说，老人有两子一女，两个儿子分别在常州、无锡工作，儿女们都劝二老不要再辛辛苦苦养蚕了，可吴金谷夫妇却丢不下这份浓浓的蚕桑情怀。老表示，自己只是把养蚕作为老来的兴趣爱好，也是一种活动筋骨的运动方式。“正常年景，1.5张春蚕可采百来斤茧子，能卖到2000多元，可以补贴家用。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现在我每月还有教龄生活补助1000余元。”
“只要还能干得动一天，我们老夫妻俩养蚕就要一直坚持下去！”吴金谷深情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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