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桂祉越 陈珊珊
在我市城河路61号，一座青砖黛瓦的仿古建筑内，一些和惠农银行币相关的材料静卧展柜。它们记载着新四军在苏南敌后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所发行的“抗日货币”——惠农银行币的相关历史。八十余载光阴流转，透过这些珍贵的资料，一段关于“枪杆子”与“钱袋子”的烽火金融传奇，徐徐展开。
经济封锁下的破局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军事“扫荡”与经济封锁的双重压迫下，面临空前困境。日伪政权大量发行伪币，企图套取物资、扰乱金融，同时根据地内部法币贬值、辅币缺乏，百姓交易困难，经济命脉岌岌可危。
“军事斗争离不开经济支撑，稳固的金融体系是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血脉’。”据镇江红色金融钱币专题博物馆讲解员沈芳介绍，就在这年春天，茅山根据地形势出现短暂稳定窗口期，江南行政委员会当机立断，责成财经处筹建一家属于人民自己的银行——惠农银行，自行发行货币，应对这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选址落在了延陵镇。沈芳解释道：“丹阳是吴越门户，水陆交通便利；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新四军与当地百姓结下了鱼水深情。”
1942年12月，惠农银行正式成立。它的诞生，标志着苏南抗日根据地有了独立的金融武器。
匠心独运的货币保卫战
战争年代，印钞工作堪称“刀尖上的舞蹈”。
为应对日伪频繁扫荡，惠农银行的印钞过程充满了神秘色彩。
在前丹阳钱币学会理事会会长胡世平主编的《惠农银行币研究》一书中写道，“当时为应对日伪扫荡，印刷所常转移至船上秘密作业。技术人员从上海请来，铜版通过地下党秘密制作，再运回根据地印刷。在延陵九里一带的湖荡里，一处张姓人家的阁楼上，彭诚、俞咏铁等七八名工作人员，就用最原始的脚踏印刷机，开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沈芳讲述了书中记录的一段珍贵回忆，“为了防伪，彭诚和俞咏铁在钞票票面所印的众多线条中，特意划断一根线作为暗记。”这种在方寸之间的极致用心，体现了金融斗争的高度复杂性。
印钞之外，建立信用更是关键。镇江红色金融钱币专题博物馆内有一幅油画，再现了惠农银行召开绅士座谈会的场景。沈芳说：“会上，将筹集到的金银财宝摆满三张八仙桌，向民众展示雄厚的保证金，承诺‘以实兑虚’。”这种公开透明的信用保障，迅速赢得了民心。
“钱袋子”支撑“枪杆子”
惠农币一经推出，便通过发放农贷、支付军费等渠道注入市场。其回笼则主要通过税收和物资供应，形成了健康的金融循环。
“惠农币对内而言，主要用于农民贷款，购买种子、农具、耕牛，以及兴修水利等民生项目。”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副研究员杨玉秀说，“它用发行债务的形式支持社会生产，实质上是将金融血液输送到根据地的经济毛细血管中。”这不仅有效抵制了伪币的入侵，稳定了物价，更成为抗日政权凝聚民心的象征——百姓手持惠农币，就是对抗战最直接的支持。
在中国钱币博物馆，珍藏有惠农银行伍元券和拾元券各一种，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实物。伍元券以红色为主，描绘宁静的农村小景；拾元券为蓝色，展现热烈的农忙场面。
“惠农币在不同时期、不同批次的签名人可能不同，现存实物极少。”中国钱币博物馆展厅负责人马静表示，“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和货币材质的脆弱，能保存下来的早期版本凤毛麟角。它们见证了新四军在封锁下自力更生，建立金融体系的伟大历史。”
短暂存在，永恒光辉
然而，惠农银行的运营之路充满荆棘。随着1943年日伪“清乡”力度加大，斗争形势极端恶化。春节前夕，银行被迫从延陵转移至句容，最终在1943年夏天因无法坚持而撤销。
尽管存在时间短暂，但惠农银行坚守了信用底线。资料记载，1945年日军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前夕，专门用银圆和实物回收了市场流通的惠农币，绝不让支持抗战的百姓蒙受损失。“它们的存在虽然短暂，却成为苏南金融史上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马静动情地说。
记者手记：
一枚小小的惠农币，背后是千钧的信仰力量。它无声地诉说着：救国战场，不仅在前线的烽火硝烟中，也在后方的经济金融战线里。惠农银行的故事，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始终坚守信用、心系人民、敢于斗争、善于创新的生动缩影。如今，这些静卧博物馆的红色钱币，如同璀璨星辰，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提醒后人铭记那段烽火中的金融传奇，传承那份穿越时空的初心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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