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 夏荣堂

修钢笔是我父亲一生中做的最后最长一件事情，也是他养家糊口、小本经营的一门生意，许多50后至80后在本市范围内就读的中学生，或许还认识这位特殊的生意人。

父亲生于1917年，出生十一个月其父亲病故、母亲改嫁，从小与伯伯家的孩子一起生活，一手由其奶奶带大。好不容易熬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便找到老家是胡桥祈钦六都、已在南京开书店兼文具经营的大姨父陈志庆，进店学徒。初到大都市的少年，十分珍惜眼前的生活工作，白天跟着老师傅学做生意、校对账目，晚上还格外勤奋，不是看本书店的各类书籍，就是就地取材练习毛笔字。凭着在老家的几年私塾文化基础，学徒阶段的自身刻苦积累，不久在同批小徒弟中脱颖而出，加上点亲戚关系，三年时间不到就独当一面地从事采购工作了。那时期的父亲可谓意气风发，三天两头跑沪宁线上大小城市甚至西安、杭州、合肥有生意往来的大都市，出门坐火车及黄包车是家常便饭，有时也陪重要客户观看京剧等戏曲，算是在同辈人中见过大世面的人了，从后来家里留存的他不少穿着长褂衫戴着礼帽的照片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七八年，父亲的综合能力大为提高。但随着日本侵华、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政局动荡大环境的影响和父亲的大姨父去世、三个表兄弟分家等一系列矛盾的出现，父亲的高光时刻烟消云散了，曾经的高级伙计也只能背着行囊带着遗憾两手空空地回到大泊乡小夏村的老家了。

不善农事的父亲回到家乡，在生产队起早摸黑地挣工分，做过大食堂时期的司务长、当过仓库保管员，面对陆续长大的四个孩子，家庭生活勉强维持。在1963年父亲47岁时，才生下我这个家里唯一的男孩，而我母亲疾病缠身，家里缺少劳动力，家庭收入入不敷出，处于艰难的贫穷状态，父亲便寻思着搞点副业贴补家用。做什么好呢？经过数月的反复比较酝酿，还是选择了无需太多资本、技术不太高的修笔行当兼做鱼线鱼钩小买卖，算半个重操旧业了。

农忙时节在田间耕作，农闲时外出做点小生意，在那个年代也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有什么投机之嫌。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一只木箱子、一头一个旅行包，到附近各乡镇中小学摆摊设点，一天下来累得像散了架似的，双脚脚底全是老茧，有时晚上还要整理物品。1976年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辆二手自行车，父亲的出行才极大改善，开始有计划地跑整个丹阳各中小学和各地庙会，甚至还涉足丹徒、金坛、句容等地，有时一连十几天不见人影，真是辛苦之极。碰上星期日的集市，为有个照应我难得陪父亲赶集，发现一向严肃有余的父亲总是乐呵呵的，话也特别多，对待客人热情周到、老少无欺、优惠打折，从笔尖拆配到笔套颜色选择动作娴熟，确保每支经手的钢笔书写流畅并交代一些使用事项，直到顾客满意而去。渐渐地我发现父亲在外的人缘还不错，无论到哪里都有熟人称呼父亲为老师傅、老先生，好多次的中午饭菜也是人家免费赠送的。

“较真”这词用在我父亲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在生产队当现金会计时，他要求报销手续必须齐全、来龙去脉也一定要一清二楚，常常弄得当生产队长的侄儿一五一十向他报告工作。尽心尽责的父亲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大泊乡的先进经济保管员。在买什么都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时期，烟瘾较重的父亲，一次路过大泊长段供销点，看到柜台摆放着飞马牌香烟，误认为可以随便购买，便要求营业员买两包。不料营业员看着一身老农打扮的父亲，露出不屑的眼神，反问道有烟票吗？父亲一时语塞，感觉受到了极大伤害和侮辱，发誓从今往后与香烟彻底绝缘。就是这么一个个性倔强又有点暴躁的父亲，对待儿子的学习却松紧有度。我七岁刚上小学，每天早上七点必须起床按毛笔字帖练字。1979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想跳出农门变城里人，成绩一般的我名落孙山在所难免。此时的父亲没有半点脾气和不悦，运用一直做钢笔修理时，与我就读的大贡中学老师积累下来的关系，耐心请教咨询、沟通交流，放弃家中翻建房屋，说服了让我学手艺的母亲，让我插班复读，并从南京亲戚那里花代价弄来一套很热门紧俏的数理化学习丛书。此时的父亲已六十多岁、头已秃顶，把我视为他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依旧蹬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外出做老本行，而每次回家都是汗流浃背却没有半点愁容，并把在外听到的优秀学生的学习经验告诉我。经过一番挑灯苦读，我终于实现了全家人的愿望。

后来我成家工作，父亲还是骑着轮胎、配件换了又换的那辆自行车，不亦乐乎地跑东跑西从事修钢笔等业务，并拓展兼卖电影明星照和春节卖春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感恩感激平凡的父亲，你的精神、执念成了我不懈努力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