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文化干将黄源与丹阳

核心提示: 丹阳这方红色热土,革命战争年代不仅孕育和造就了一大批本地的英雄儿女,还吸引和锻炼了众多非本籍的俊杰英才,其中就有一位杰出的新四军文化干将黄源。

1939年陈毅(中)与黄源(右三)在苏南与爱国乡绅合影

项强

丹阳这方红色热土,革命战争年代不仅孕育和造就了一大批本地的英雄儿女,还吸引和锻炼了众多非本籍的俊杰英才,其中就有一位杰出的新四军文化干将黄源。

黄源(1906~2003),浙江海盐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鲁迅晚年弟子。1937年抗战爆发,黄源同时担任《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特派记者,辗转奔波于鄂、湘、桂等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报道。1938年携笔从戎,赴皖南参加新四军,跟随叶挺、项英、陈毅南征北战,成为抗日文化战线的一名英才干将,先后任新四军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教导主任、华中文化协会主任、华东革命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解放后,黄源在文化界担任多个重要职务。著有《在鲁迅身边》《黄源回忆录》等作品。

“黄源作为鲁迅的学生,始终立身沧桑,以笔投枪。他与茅盾、巴金等文学巨匠一直挽手并肩,合力而行,那是一种跋涉的脚步。”——刘小清《黄源与新四军文化》。自抗战初到挺进上海的十年征程中,黄源一路跋涉,曾三次走进丹阳,每次都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黄源首次到丹阳,是在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

1939年初,刚到皖南不久的黄源,随同副军长项英下江南前线视察所属部队。在茅山新四军一支队,项英将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相的黄源介绍给陈毅司令员,两位志趣相投、气质相近的儒将和文士一见如故。项英不久即返回军部,留下黄源跟随陈毅深入苏南战场,采访报道敌后抗日斗争。

他们跋山涉水,1月下旬进入茅山东麓的丹阳延陵地域。古镇延陵是茅山抗日根据地军事重镇,也是陈毅率部进入丹阳县境内最早建立的中共苏南区党工委驻地。这里我党组织发展快,群众基础好,新四军和陈司令的威名远播。陈毅带领黄源走村到镇慰问劳苦民众和抗日团体,拜访乡绅名士。陈毅向这些地方名流介绍了黄源,黄源遂向他们采访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意和抗日斗争情况,大家相谈甚欢。此时又恰遇一场抗日军民聚义联欢的活动,更让他贴身融入,使得这位尽责敏锐的国共两报“特派记者”收获颇丰。

1939年1月25日,茅东地区12个乡村的农抗会及青抗团骨干,携带乡亲们捐献的各种拥军物资,汇聚延陵柳茹村,慰劳历经艰苦奋战取得反扫荡斗争初步胜利,正在此休整的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部分指战员和地方武装。黄源随同陈毅、吴仲超等新四军将士一起,与各方民众代表及地方干部和武装民兵等数十位抗战英杰聚集一堂,联欢庆贺,并在村中贡氏宗祠庭院内的古银杏大树下合影。作为抗战军中的文化人,黄源在场亲眼目睹新四军将士与民同乐、鱼水交融的情景,亲身体验到敌军围剿之中的我抗日堡垒村里洋溢着的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深为民族先锋战敌寇,军民团结筑长城的英雄壮举所激励。之后,黄源还随陈毅到新四军挺进纵队丹阳访仙镇管文蔚部视察。一路上,黄源耳闻目睹日本侵略军的强盗暴行,见证了我抗日军民的浴血奋战,深感震撼和敬佩。他满怀激情写了战地报道,发表于新四军抗战报刊和爱国媒体。

黄源晚年回忆烽火岁月难忘历程时,对随同陈毅在茅山丹阳的日子,念兹在兹:

1939年元旦后,我随项英副军长到茅山地区的新四军一支队,跟随陈毅司令到丹阳,走了二十多天。那时我俩日日夜夜都在一起,我听陈毅讲政治思想、讲革命斗争、讲自己的经历,很多时候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谈心。经过这段时间,我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抗战的。

诚哉斯言!经历了这段时间的见识考验,黄源回到军部后不久即加入了共产党,真正成为陈毅同志赞誉的“民族先锋”队伍中的一员。他在茅山丹阳的这段经历,也为他两年后从敌顽重军围剿的险境里突围归队辗转跋涉途中起了重要作用。

黄源第二次走进丹阳是经历皖南事变战火,突出重围后。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与军部失散的黄源和警卫员及马夫三人于当月13日晚脱离敌人包围圈,换上便装,蛰伏在马夫老家村庄过了春节。节后,黄源决定去苏北归队军部。他经郑重考虑,选择了转道熟悉的苏南茅山北上去目的地。“1939年,我曾跟随陈毅同志经过茅山和丹北地区设法渡江到苏北。这条路较有把握,可钻敌军的空隙。茅山地区群众基础好,更容易找到组织。我决定走茅山这条路。”黄源晚年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这一路的艰难曲折历程:

过茅山地区溧武公路时,我和马夫向丹阳九里方向走去。这里是陈毅领导的一支队最早活动的地区,我常在抗战报刊上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许多地名都记得,因此知道去丹阳可走九里这条路。天晚时我们找到一村庄人家借宿。房东说,这里本是新四军的根据地,新四军北上,又变成敌占区,老百姓受难,新四军才是真正老百姓的队伍。我请他代雇一辆小车去丹阳。他说:现在伪军每天监工筑路,小车雇不到。我明天送你们到九里,那里有船去丹阳。我同船主熟悉,可托他照顾,让你们在丹阳城外上岸,不过进城要通行证。第二天早饭后,他热忱送我们到九里上船,向船老大打了招呼,把我送进内舱。快到丹阳时,船主来到船头,我紧跟上去,交给钞票。他一篙落水,将船头撑到岸边。我们跳上岸,问路旁一个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过铁路如何走?老农看了我们一下说:铁路过不去,皇军装上了电网,电网杆子上挂着新四军的人头。我又问:另外有什么办法?他说有办法,带我们去铁路旁的太平村,进到他家,一个汉子坐在屋中,见我说道:“这是我的家,欢迎光临,他是我叔叔。”我说:“我是教书先生,家在常州。过年了,东家派伙计送我回家。现在路不好走,出门靠大家帮忙。”他说:“对啊,出门靠朋友。你们住下,我帮忙。到常州乘火车方便,但进城要县民证,我有办法。”我问什么办法?他说:“我阿弟在城里当密探,能把县民证办来,买火车票也要证的。”我说:“那就拜托你了。”大家一起吃过夜饭,主人邀我们“搓四圈二块钱的小麻将玩玩”。第二天早晨,叔侄两人,还有那位麻将伙伴,陪我们到丹阳城外,先送马夫上船去九里返回家乡,再陪我进城照相,我付了办证费用。在他家住了五六天,县民证到手后,他们又陪我到丹阳火车站买了去上海的车票,目送我进了车厢才回去……

黄源经丹阳到上海后,通过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地下党联络协助,于5月初平安抵达苏北盐城新四军根据地。陈毅代军长见到黄源,欣喜地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老朋友啊,你终于归队了,我们还以为你尽忠报国了呢!随即送给黄源一盒上等雪茄烟,以示对他“死而复生”的庆贺。黄源动情地向军长汇报了一路坎坷跋涉的曲折历程,特别提到茅山老区丹阳民众的保护支持,这真如陈毅诗句所言:人民子弟兵,“若无人民岂能活?”危难之时,丹阳人民的冒险相助,令黄源刻骨铭心。而想不到,八年后,他和众多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又结集于这座古城,再从这片热土出发,昂首挺胸走进新上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黄源第三次来丹阳是随解放军挺进上海之际,也是驻足丹阳时间最长的一次。

1949年4月下旬,时任华东革命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黄源奉命率领数百名学员,随华东局城工部南下干部纵队先期到达刚解放的丹阳。5月2日,陈毅、饶漱石等总前委和华东局领导抵丹。中国革命的历史关键时刻,黄源又重返旧地,在老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参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深感荣耀。

紧接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各界精英汇聚丹阳古城。其间,黄源与陆续到达丹阳的三十年代活跃在大上海的左翼作家夏衍、于伶、范长江等故交旧友、文坛同仁相逢,一起加入正筹组中的、由陈毅兼任主任的上海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领导班子。5月23日晚,黄源带领由北京甫抵丹阳的夏衍,一起去到城中某旅馆于伶等同志住处,已受命担任文管会副主任兼文艺处处长的夏衍和三位副处长于伶、黄源、钟敬文相聚会晤,商量接管工作。黄源随即拿出准备好的已先期到达丹阳或即将陆续抵丹的文艺界各方人士名单,大家就此研究组建接管上海的革命文艺队伍,为即将开始的新上海文化建设事业准备人才。

在丹期间,黄源于不同场合多次聆听过陈毅同志的报告指示。决战上海前的一天,他被召到戴家花园总前委办公楼上参加了一个有陈毅、舒同在场的小会,再次接受陈老总“谈谈进入上海的问题”耳提面命:“占领上海不出5月,或者就是近几天后的事,我们要分头作好进入大上海的准备,要过好这一关……我们在解放全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时候,必须想到前进路上面临的困难,务必要认真谨慎、小心对待。”老首长振聋发聩地告诫警示,令黄源更觉责任重大。他向领导汇报了自己负责的文化接管准备事项,表示将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得到首长肯定。

1949年5月26日,黄源与大部队战友们一起,由邓小平率领,告别丹阳,开赴上海。至此,这位人民军队的杰出文化干将,十年征程三进丹阳,在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千年古城留下了战斗的足迹,并与众多功勋卓著的首长战友们一同被载入红色史册中。

(作者为镇江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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