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习耕
陶伯安，因为他曾任职丹阳报、丹阳广播站，广播电台、丹阳市报、丹阳日报的编辑负责人，所以大家都尊称他陶总。
我与陶总相识相知六十多年。他对我点点滴滴的关爱，追思起来永记难忘。
丹阳报社原在小东门桥东百米处，一条小弄堂向北进去就到社址。1957年9月，我写了一篇《危险的事情不要做》送到报社，接稿的就是年轻的陶总。几天后，我又送稿去时陶总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了我这个积极的小鬼。他拿了一份刊有我文章的报纸给我。我欣喜万分，拿着折叠好放进口袋。陶总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欢迎你再来！”一直送我到街面上。那份报纸我一直当宝贝一样悉心收藏。
报社搬迁到新民东路后，我也写稿不断。上世纪八十年代，报社举办了“兴澄杯”新闻赛，我获得了头等奖第一名，陶总打电话到我校校长室，叫我到报社领奖。奖品是一个精致的提包、五十元现金、一支铱金头金笔。在那年头算是大奖了，我那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元。后来，我女儿在吕城中学读高中，为一位年轻却久病难愈的女老师写了一首诗。我看了认为还可以，就送到报社给陶总。后来这首诗被刊登了，陶总还寄了份报纸到学校，教导处转给我女儿收，至今那份报纸还保存着。
1990年11月7日，陶总还为我颁发了《丹阳市报》特约通讯员证（至今保存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陶总在广播站任总编时，我写了好多稿子，被采用的至少有四十篇。有不少通讯散文，陶总都配上美妙动听的乐曲，一日播放三次，大家都爱听。那时农村还没有电视，家家户户都装有一只小喇叭，免费收听。
陶总退休后，仍然非常关心我。他住在曲园小区，早晨到新欣菜市场买菜，几次都带着自己订阅的《剪报》给我看。他说：“你喜欢写评论，给你拿来参考参考。”他知道我每天早晨打篮球都从菜市场南边回家，固此，常在那里等我。后来，从2015年起我在《丹阳日报》内部刊物《学习园地》中，以读者评报员的身份写了十篇文章，再后来虽有心创作，却已是力不从心。
有一次，原《老档案》主编殷显春约我去拜访陶总，路上殷编提议，要把我所有的文章整理出来并出书，我说太麻烦，当了六十多年通讯员，写过的文章得有几百篇了，实在太过繁琐。到了陶总家里，陶总也再三劝说我出书，我还是婉言谢绝了。
陶总走了，永别了！但他在丹阳报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对我的关怀，铭记在心，永记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