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明
暮色漫过运河码头时，丹阳人家的灶膛里总跳动着琥珀色的火光。大铁锅上蒸腾的热气裹挟着麦香，在青砖灰瓦间游走，恍惚间竟与乾隆年间的漕运炊烟连成了片。大麦粉在沸水中舒展腰肢的瞬间，整座古城便浸泡在了金黄的时光里。
乾隆二十四年的春汛来得格外早，漕船撞碎两岸柳烟，将御舟逼进了丹阳的臂弯。知县周大年跪在泥泞的码头上，官袍下摆浸着运河水，额角的汗珠比船头龙旗的流苏更密。三天前快马送来的御膳单子还揣在怀里，烫金宣纸上罗列着“清炖蟹粉狮子头”“三套鸭”等七十二道佳肴，此刻却重似千钧——去年秋涝冲垮了粮仓，县库仅剩的三百石大麦，原是留给青黄不接时赈灾的救命粮。
“取大麦粉十石，熬粥待驾。”周知县咬碎后槽牙时的决绝，与三十里外石羊村张寡妇舀出最后半瓢麦粉的神情如出一辙。当三百口铁锅在运河边次第排开，麦香竟压过了龙涎香的奢靡。御舟雕窗里伸出的青玉碗，盛着与茅檐下粗陶碗别无二致的金黄，历史在这一刻完成了某种吊诡的和解。龙船困在九曲河道三日，天子金口玉言的“丹阳真难过”，在艄公的号子里化作百姓苦中作乐的“大麦粥命”。
其实麦香浸透丹阳的岁月，远比御舟搁浅更久远。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烟雨中，梁武帝萧衍的斋房里永远煨着大麦粥。这位“皇帝菩萨”褪去冕旒，守着粗陶钵的样子，与田埂上歇晌的老农并无二致。《梁书》里“日止三溢”的记载，让麦香染上了禅意。御医说此物除湿解毒，百姓却更信是麦粥里的碱，中和了乱世烽火灼伤的肠胃。
麦粒在石磨间轮回的轨迹，暗合着运河的潮汐。春荒时节，青麦穗还泛着绿就被捋下石臼，熬成救命的糊糊；秋收后的大麦囤在陶瓮里，与盐卤、岁月一同发酵。最是腊月熬粥讲究，须取井华水浸泡隔年陈麦，文火细煨时撒一把新磨的碱——那抹金黄，是丹阳人刻进基因里的暖色。
我总记得外婆的蓝边碗盛着两重天光：晨起滚烫的麦粥浮着碱花，像运河初醒时泛金的涟漪；晌午搁在井水里镇过的冷粥，凝成琥珀色的冻，勺柄轻敲便有玉碎之声。配粥的什锦酱菜坛子列队窗台，腌萝卜的脆响应和着运河船笛，竟比钟磬更动听。
上世纪八十年代粮站前的长队里，装大麦粉的布袋是最安心的存在。母亲把每月定量的白米兑进麦粉，熬出的粥便多了几分绸缎般的柔滑。高考前夜，我伏在十五瓦灯泡下温书，搪瓷缸里的麦粥渐渐凝出薄膜，像母亲欲言又止的叮咛。
如今的丹阳街头，麦香与咖啡香在玻璃幕墙间博弈。老字号粥铺的土灶改成了电磁炉，“大麦粥命”成了旅游手册上的俏皮话。但总有些固执的手艺人，守着运河支流边的石磨坊——大麦仍要三晒三筛，石磨转速不可超过每分钟二十转，碱块定要采自句容的天然碱矿。这般熬出的粥，舀起时能拉出三寸金丝，是机器永远无法复制的柔韧。
最动人的光景在霜降前后。海外归来的游子拖着行李箱直奔粥铺，端起碗时眼镜片瞬间起雾；新婚夫妇的婚宴菜单上，大麦粥必与鲍参翅肚平起平坐；甚至有诗人将麦粥写进民谣，在运河音乐节上唱：“金粥银粥，不如外婆熬煳的粥……”
去年大汛，运河水再次漫过石阶。抢险的官兵们蹲在沙包垒成的临时堤上，捧着家家户户送来的保温桶。掀开盖子的刹那，麦香混着水腥气升腾，恍惚间三百口铁锅又在雨中列阵。年轻战士吸溜粥水的声响，与二百年前纤夫喝粥的咕咚声，在时空的褶皱里达成默契。
深夜里，我常去老城墙根的粥摊。守摊的阿婆总在收摊前留碗“阴阳粥”——半是冷凝的冻，半是温热的糊。她说这是丹阳人最地道的吃法，冷热交叠方知人生百味。月色把运河铺成麦浪翻滚的模样，忽然懂得：这流淌千年的金黄，原是一座古城托起命运的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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