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殷显春
建文帝朱允炆画像
在江阴新发现的明代《寺田录传》碑
碑文记载丹阳妙觉寺为建文帝剃度地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下落之谜是一桩公案，有“大明第一悬案”之称。那么，“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到底去哪了？9月18日，江阴市一位爱好收藏的企业家通过微信朋友圈晒了一块古碑，碑文揭示建文帝当年就在丹阳妙觉寺剃度出家！消息不胫而走，在我市收藏爱好者陆晨红建的“苏工雅石艺术群”微信群内像是扔了一颗重磅炸弹，迅速成为群友的热门话题。本报记者专程跟随“苏工雅石艺术群”群友驱车去江阴探访这块神秘的古碑。
古碑记载建文帝在丹阳剃度出家
杨良忠是江阴市周庄镇的一位企业家，他业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其中以江南古建筑和石刻为最爱。他依托整体收购复建的罕见明代金丝楠木官厅和各种收藏品以及当地山水资源，创建了别具一格的杨氏生态文化园。这里山水相映，亭台楼阁美轮美奂。他还收藏了一大批明清石刻，打算创办民营石刻博物馆。在杨良忠收藏的石刻中，明代《寺田录传》古碑是他的得意藏品，这不仅在于碑刻本身雕刻精美，还因为碑文记载了一个惊天秘闻。
“谁知道明朝建文帝去哪了？我知道建文皇帝到妙觉寺当和尚了，传世唯一一块记载建文帝去向的记事碑，泰昌元年，由丹阳名人姜士昌撰、张大年立。丹阳现存明代万善塔是张大年父子亲自建造起来的。”9月18日，杨良忠在朋友圈晒了这块古碑，迅速在收藏界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看到，这块古碑基本保存完整。经测量，碑身长169厘米，宽77厘米，厚21厘米。正中为“寺田录传”四个篆体大字，两侧浅刻蟠龙祥云图，碑边缘为精美的缠枝莲花纹，正文为楷体字。
《寺田录传》碑文开头如此记载：“吾阳有妙觉寺者创自西晋，迄今业垂千秋，诒我皇明传为建文帝剃度地……”读到此不仅让人心头一震。要知道，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后，建文帝一直下落不明。为了掩盖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朱棣不但残酷诛杀方孝孺十族，而且抹去建文帝年号，沿用朱元璋的洪武年号，对于史料和档案也故意销毁和歪曲。如此高压环境下，明朝人对于建文帝自然讳莫如深。而姜士昌作为一位明朝官员，其公开记录建文帝下落，足以令人震惊。
据杨良忠介绍，这块碑是几年前从句容藏家手中收购的，当时也没有细看碑文。后来清洗干净，专门配了碑座后，连同其他碑树在院内一起欣赏，这才发现碑文的独特性。能够为“大明第一悬案”提供线索佐证，他觉得很自豪。他表示，此碑既然对研究丹阳地方历史有帮助，他乐意提供拓片供丹阳学者研究。
凭借他对石刻收藏的经验，杨良忠认为此碑碑材出自南京，石料为金陵红（又称江宁红），属于青石一类，质地细腻，上水泛红。他认为碑身上面有双龙戏珠图，有可能说明妙觉寺是皇家寺庙，这也是建文帝为何藏匿妙觉寺的重要原因。
记者翻遍了《丹阳县志》，不见姜士昌所作《寺田录传》，因此该碑文属首次面世，记录建文帝在丹阳妙觉寺剃度出家一事，虽一笔带过，但是在明代的碑文中出现，非常罕见。
从碑文和文献看妙觉寺的发展变迁
我市收藏和文化界人士认为，该碑很可能是目前唯一传世的记载建文帝去向的古碑。而且，该碑对于研究丹阳历史文化有重要的价值。碑文作者姜士昌是明代进士、名宦，而张大年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丹阳东门宝塔建造者之一。
姜士昌（1561~1621），丹阳东乡滕村人，其父亲姜宝为明代乡贤，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姜士昌是明代著名清官，万历八年进士，历任户部郎中、陕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等职。滕村建有姜少保坊楼，民间称为“父子进士亭”，可谓荣耀一时。
张大年（1579~1635）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丹阳南乡麦溪人。为人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最具传奇色彩的是，明天启年间，丹阳士绅汤道衡、贺世寿、姜志礼等议在县城东门外转河之滨建造宝塔，由张大年主持。崇祯元年（1628）正月塔建成数层，由于基础松动，塔座崩坍，砖砾阻塞河道，他因此被系狱中。其长子张学忠（1597~1650）见父亲因建塔身陷囹圄，毅然变卖家产，重筹经费，募集工匠，清理河道，再建宝塔。他食宿在工地，立誓“塔一日不成，我一日不归”。张大年出狱后，虽疾病缠身，仍时刻关注建塔事宜。崇祯八年张大年病故。张学忠遵嘱葬父于未成之塔旁。后张学忠矢志不移，终于于崇祯九年（1636）把宝塔建成。
张大年父子建宝塔的义举，在民间代代流传，但却不见于史料。真正留下文字的是他全家为西门城隍庙内建永济泉，井栏上刻有“喜捨信士张大年同妻殷妙聪、长男张学忠、次男张学孝，万历四十三年六月日。”这次新发现的《寺田录传》碑，是张大年热心公益事业的第二件文字实物，两者相隔5年，分别为1615年和1620年。
《寺田录传》主要记载了妙觉寺的寺田情况，列出了寺田的详细范围，同时对妙觉寺的历史做了简要介绍。比如，开头点明该寺始建于西晋，到了明代已有千年。后毁于火灾。僧人洪秀一心想恢复寺庙，有幸得到信士张大年（别号奉泉居士）的大力资助。张大年热心公益，“以豪侠雄才怀菩提善念，凡遇孔道要律戒陷缺倾溃，辄锐意修葺”。张大年知道洪秀的宏愿后，“即慨然为彼酬之”，终于恢复了主要殿宇，妙觉寺焕然一新，“梵宇不胜壮丽而僧众获有依皈”。碑文由“赐进士第亚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兼按察司前奉□督等处学校按察司副使”姜士昌撰写，信士张大年、僧洪秀立碑。立碑时间为“泰昌元年岁次庚申四月吉旦”。由于泰昌皇帝在位不到一个月即驾崩，所以，碑文的撰写时间可确定为1620年8月至12月之间，距今399年。
妙觉寺是如何发展衍变的呢？记者查阅了部分史料。市档案馆保存着1963年5月手抄本《丹阳古碑文献记录》，其中有清乾隆己未（1739）邑人张钓鳌撰写的《妙觉寺碑文》，碑文记载，妙觉寺晋朝建于丹阳经山之上，明洪武三十三年（实为建文二年，即1400年）“奉敕改建于城东仁圣铺，赐基二十一亩有零”。妙觉寺在嘉靖年间失火被毁，天启年间僧湛如重建大殿、山门、天王殿。到了清朝初年，寺基空隙地被左右居民侵占，康熙三年（1664）才丈量清亏，登记在册，住持海印将自置的香火田七十余亩卖掉，重修大殿，又捐出四十两黄金助修后殿。后来，海印的玄孙（海印出家前应有后代）九逵出家后，临街增建山门，筑东围墙三十余丈，修造内山门、天王堂，重塑伽蓝、韦驮金像。
清光绪《丹阳县志》记载，清乾隆四年(1739)，僧成林修葺妙觉寺。清咸丰年间妙觉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中，僧松涛修建，但未能恢复旧时规模。
到了清代光绪三十四年（1908），丹阳知县罗良鉴在妙觉寺旧址兴建丹阳公园，这是丹阳历史上第一个公园。1949年4月23日丹阳全境解放后，丹阳公园又先后改设县人民医院、中医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市中医院乔迁后，此处逐渐荒废。2013年，妙觉寺旧址一带被拆迁改造，现在为市实验幼儿园所在地。
县志和地方文献对建文帝出家妙觉寺的记载
明隆庆《丹阳县志》修成于1569年，是我市迄今发现的最早一部志书，原刻本藏于日本国家图书馆。记者查阅了该县志，发现有如下记载：“妙觉寺，县东仁圣坊，旧在经山。洪武中僧自性移额鼎建。正统中，僧法力读书有戚行募。贡原懋、贺伯忱增葺。世传建文帝披剃于此。嘉靖年毁，四十三年建天妃宫于后。”
清乾隆《丹阳县志》则对建文帝与丹阳妙觉寺的记载更为详细：
“妙觉寺，县治东仁圣铺，旧在经山，创自晋朝，明洪武三十三年建，僧法力募，贡原懋、贺伯忱增建。嘉靖初年毁，四十三年重建。隆庆间，殿后建天妃宫。天启三年，重建大殿，国朝乾隆四年，僧成林修葺。俗传建文帝披剃于此。”
“掩龙桥，在妙觉寺前，相传明靖难时建文帝泊舟于此，祝发礼佛，遗像尚存。桥今废。”掩龙桥，顾名思义是纪念藏龙而建，暗示妙觉寺是建文帝的藏身之地。
从这段记载看，建文帝此时遗像尚存于丹阳妙觉寺。那么有谁见过妙觉寺里的建文帝遗像呢？清代举人荆毓《拜建文帝像》诗曰：“文孙当壁分之宜，创业高皇始造基。铁骑南来天不佑，金川东去事难支。江湖影落蛟唇避，云汉朝移鸟鹊知。却向僧房瞻御像，龙颜日角怅缁披。”
还是在乾隆《丹阳县志》，曾任四川蓬溪县知县的丹阳人潘之彪诗《潜龙遗脱》如此记载：“相传建文帝让皇帝得度牒，从地道出都至丹阳碧霞宫，发瘗庙后石浮图下，御容藏寺中，衣织金袈裟，气宇不凡云。”赋曰：“血战玄黄却不前，碧霞宫里且逃禅。夜深风雨石函发，犹作龙髯飞上天。”这是指建文帝在丹阳出家为僧。
另外，清乾隆《丹阳县志》还记载了一位效忠建文帝的护国忠烈。卷之十七“忠节”载：“明建文帝四年，贺纯，字仲贤。骁雄有将略。靖难兵入时，纯已老，闻变起，被甲策马往金川门，厉声迎诟，被害。”
建文帝出家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对于建文帝的下落，《明成祖实录》这样记载：“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呆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
显然，这是一段经过篡改的历史，意思是朱棣进宫后抢救不及，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朱棣边哭还边称建文帝痴呆。朱棣把自己打扮成帮助皇帝“清君侧”的好人。而且，文中称建文帝为“建文君”，并不承认他的皇帝身份。朱棣不但不承认建文帝的皇帝身份，不给他应有的谥号，而且宣布建文帝已经死亡，因为只有建文帝死了他才能登上皇位。
在清朝主持编写的《明史》里，建文帝的结局也只能这样写：“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由此，建文帝的下落有三种说法：不知所终；自焚而死；由地道出亡。其中，第三种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
对此，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史和江南史研究专家樊树志在著作《国史十六讲》（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中也讲到了“靖难之役与建文帝生死之谜”，勾勒了明人野史对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记载：建文帝在大臣杨应能、叶希贤、程济等的掩护下，一起剃度出逃，足迹遍布江苏吴江、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直到正统五年（1440）64岁时才被迎入宫中养老，寿终正寝后葬于西山，由于很难给他一个名分，所以墓地为无名墓。樊树志指出，由于建文时期的档案史料已被销毁，《明成祖实录》又充满谎言，清代修的《明史》对于这段历史记载依然是迷雾重重，因此要确切考证建文帝的下落，犹如雾里看花，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2008年的1月，福建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登山道施工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墓塔混搭的古墓，专家从墓的风格、规制等方面判断，认为墓主人便是建文帝！2014年9月3日，宁德市举行了隆重的建文帝文化研讨会，邀请了省内外的20多位专家学者对建文帝的逃亡踪迹进行探讨，与会专家综合了各方面证据，基本已确定建文帝逃出宫后在宁德终老的结论，并给出了建文帝出亡的具体路线图。
2012年9月12日，时任市史志办主任李世华在本报发表《明清丹阳县志浮现建文帝谜案重要线索》，该文总结了明、清《丹阳县志》中的种种记载，综合了部分研究资料，认为建文帝1402年首度由宫中出逃隐匿丹阳妙觉寺为僧二十余年后，46岁左右由丹阳继续东下遁迹浙江钱塘东明寺六年。
无独有偶，2012年9月26日，本报老读者王荣生看到该文章后，在本报“老档案”版撰文回忆童年时祖母多次给他讲的家族传说故事，说他们其实是朱元璋的后代，明朝第二代皇帝皇位被叔父篡夺后，皇帝为从地道出逃到丹阳，把朱姓也改为姓王。这样既起到保密作用，又保住了皇帝后代。他觉得祖母的话并非是空穴来风，这或许也可以成为建文帝来过丹阳的一个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