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唐黎明正在加工稻谷。见习记者 姚磊 摄
本报记者 蒋须俊 见习记者 姚磊 通讯员 王小莉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田野里一片金黄，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近日，记者走进珥陵镇大施村外岸组的“阳光建家庭农场”，只见成方连片的水稻长势喜人。农场主史建国，今年42岁，退伍回乡后从事粮食规模化经营，成为一位新型职业农民。就在不久前，阳光建家庭农场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如今农业生产经营已进入高成本阶段，种田各项成本居高不下，近两年来粮食收购价格又大幅下调，种粮效益咋样？”记者一落座，便向史建国抛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种粮形势确实不同以往，不仅农田成本攀升，而且粮价走低，别人都说这几年种粮难赚钱，但我还算可以。”史建国告诉记者，去年，他与宜兴大型米厂签订收购合同，种植的优质水稻“南粳5055”以每斤1.6元价格出售给对方，而常规稻米“武云粳24”也卖到了1.43元/斤。“适度规模，精耕细作，围绕市场发展优质粮，是我种粮取胜市场的体会。就拿小麦来说，去年别的农民可能只能卖到0.95元/斤，而我却卖到了1.08元/斤，这里面不仅仅是品种上的差异，还有把握市场商机适时销售的问题。”据他介绍，去年他稻麦两季的亩效益达到了800~900元。
史建国介绍，他的家庭农场早在2013年就成立了，与别人的发展模式不同，在农机投入方面，他不追求“高大全”，而是“借船出海”、合理运用。记者在他的家庭农场看到，机库里仅有一台大型插秧机、一台大型拖拉机和一台高效植保机。“我一般雇请收割机械参与收割，租用云林粮管所的烘干房进行烘干。”史建国告诉记者，虽然种了320亩地，但是他的家庭农场用工量很少，只有插秧季节才请来2个帮工，施肥、打药都是夫妻俩亲力亲为，既发挥了农场主的模范作用，又节约了成本。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阳光建家庭农场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不少从事粮食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主，面对农业生产经营进入高成本阶段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有的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现在种粮能保本就算不错了。”珥陵镇中仙村明鹏家庭农场主唐黎明说，他今年一共承包了1700亩土地，全部用来种植粮食。面对如此不景气的粮食价格，作为镇江首批“十佳新型职业农民”之一的他也是有苦难言，“现在种粮成本太高了，一亩地的利润只有360元左右。一旦租金和农药化肥价格继续上涨，我这家庭农场就难以支撑下去了。”
记者从市农委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76家家庭农场登记在册，粮食类、种养结合类、园艺类、水产类家庭农场呈现出百花争艳之姿，在相关政策扶持下得到了蓬勃发展，为我市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在我市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完善的问题。
一是部分家庭农场的生产销售与财务收支记录不完善。市农委经管站站长王金耀指出，目前我市部分家庭农场主对产销财务的管理淡化，原因可能是这些农场主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经验有所欠缺，相关知识薄弱的农场主务必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和学习。
二是部分家庭农场未与农户签订规范的土地流转协议。“在我市农村，有不少农户对签订协议一无所知，或是碍于多年的交情，或是因为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以至于在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做‘口头协定’便草草了事。”王金耀表示，这会为可能的纠纷埋下隐患。
三是部分家庭农场盲目追求经营规模。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受制于许多因素，如地理条件、气候、机械化发展水平、管理水平等，发展稳健的家庭农场大多规模适度。王金耀表示，目前我市有部分家庭农场盲目追求经营规模，动辄承包1000余亩，对自身管控能力与潜力发掘不充分，是不值得提倡的。
四是部分家庭农场缺乏对经济投入的核算。据调查，我市大多数家庭农场在投入方面都比较理性，但不排除少数农场主为追求“高大全”而盲目投资，花大价钱买成套设备，每年却只用1~2次，造成设备过剩、农机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建议农场主加强经济投入方面的核算，量入为出；同时提倡临近的家庭农场开展机械设备合作，提高农机利用率。
五是大部分家庭农场的产业链不够长，品牌化建设不够。目前我市家庭农场的产品多为初级农产品，应在适度投入的同时进行产品的深加工，树立品牌价值，将农场与超市相对接，形成集产、供、销、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农场。
“运营管理规范、家庭劳动力为主、经营规模适度、产出效益较高、生产技术先进和质量安全可靠，是我市加强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的基本要求。”王金耀指出，在当今农场主向年轻化、知识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家庭农场必须坚持适度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经营，进一步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让家庭成员各司其职且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这样才能在经营效益上获得稳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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