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工作中的石建军;
图为汗水“辣眼睛”,石建军脱下眼镜徒手擦。记者 陈晓玲 王丹 摄
本报记者 陈晓玲 王丹 通讯员 小丰
清晨5点,城市还在沉睡,56岁的石建军已经轻手轻脚地起床。窗外天色漆黑,屋内却亮着一盏昏黄的灯。他熟练地淘米、切菜,为年过八旬的父母备好早午饭,然后轻轻带上房门,踏入尚未苏醒的街道。6点前,他必须赶到绿洲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这座城市的“末端防线”,开始一天8小时的“与垃圾共舞”。
这里是垃圾的“终点站”,也是石建军的“战场”。
满载着生活垃圾的压缩车一辆接一辆驶入卸料平台,腐臭味、酸馊味在高温下蒸腾发酵,像一团看不见的雾,黏在皮肤上,钻进鼻腔里。即便戴着两层口罩,那股味道仍“像活物一样往肺里爬”。
“这臭味,早就腌进骨头里了。”他扯了扯被汗水浸透的工装领口,苦笑着。2008年,他因眼睛受伤从柴油机厂转行到这里,是徒弟介绍的。“那时候毛甲填埋场更呛人,露天作业,苍蝇像乌云一样扑脸。现在好歹是室内,有排风系统。”可即便如此,汗水仍会顺着安全帽带往下淌,流进眼镜框里,刺得他眼泪直流。他顾不上擦,只能眯着眼操作设备,任由工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最后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操作平台像一座钢铁孤岛,四季轮转,冷暖自知。夏天,密闭的车间像个蒸笼,垃圾在高温下发酵,气味浓得“能噎住喉咙”;冬天,寒风从卸料口呼啸灌入,戴着棉手套的手指冻得发僵,可垃圾转运不能停。
“2010年底试运行,我就在这儿了。”他拍了拍控制台,屏幕上显示着今日已处理垃圾量:217吨。15年来,他见证了垃圾从混杂填埋到分类压缩的变迁,也习惯了旁人掩鼻而过的目光。“总得有人干这活,城市一天都离不开。”
下午下班的时候,他总要在更衣室冲个澡,可妻子还是会念叨“身上有股散不去的味儿”。对此,石建军只是摆摆手:“臭味洗掉了,明天还会再来。活儿干干净了,心里才踏实。这座城市,总得有人守着它的‘最后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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