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吴建民向记者展示购煤证。记者 马骏 摄
本报记者 马骏
在计划经济时期，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票证就是“粮本”了，而仅次于“粮本”的便是“煤本”。当时，城镇居民生活用煤实行凭证供应，按人口定量发放。每年要携旧证、户口本等证件办理下年度购煤证，居民购煤时要持证票到指定的供应店排队拉煤。
“蹲在煤炉前，先用报纸或是稻草包裹住一小块木材，将其点燃后，再放入煤球，接着，就用扇子不停地扇，直到煤炉不再冒黑烟，意味着煤球被点着了。这样一个过程，前后大约要花费20分钟。”回忆起烧煤，今年68岁的吴建民仍然记得儿时的场景，“后来，为了更快速地把煤点着，大家在煤炉上安装了一个铁皮圆筒，让空气流动得更集中、更快，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吴建民记得，起初的煤球是乒乓球大小的实心煤球，后来才有了蜂窝煤，那时也被叫作“经济煤球”，煤炉也随之“更新换代”。相比实心煤球，蜂窝煤更能充分燃烧，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煤炭资源。
“那时候没有煤气，更没有天然气，老百姓烧水、做饭，都得依靠煤炉。但是，煤球是计划供应的，很多人家的煤球并不能满足生活所需。”吴建民说，“为了节约用煤，一些人家建起了炉灶，使用柴火。但即便如此，煤球依然不够用，所以，当时家里很少会煮汤，因为比较费煤。”
在吴建民的记忆里，为了获得更多的煤，也有一些人去捡煤炭，“当时的化肥厂会用车辆将烧完的煤炭拖走，而那一车一车的煤炭中，有不少仍然可以再次使用。”于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出现了，一些孩子会守在那些路面较为颠簸的路段，等待运煤车经过。“车辆行驶到颠簸的地方，车上的煤炭就会掉一些下来，孩子们便一拥而上去抢。有些孩子把衣服脱下来，往煤炭上一盖，表示这些煤炭是属于自己的。冬天的时候，一双双小手红红的，不是被冻的，而是捡煤炭的时候被烫的。”吴建民说。
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有一本购煤证，这是当时城镇居民购煤必备的凭证，有证才能买煤。吴建民家中的一本购煤证被他保存了下来，红色封面，上面印着“丹阳县民用煤球购煤证”，发证单位是丹阳县物资局。首页有户主姓名、人口数、发证单位（盖有红色印章）以及发证日期等信息，后面还有“变动登记”“购煤记录”等。“这已经是后来的购煤证了，原先的购煤证小一些，封面上的字是竖着写的，材质和硬板纸差不多。”吴建民告诉记者，“你看，这一页是1985年下半年我家的购煤记录。”翻开购煤证，也翻开了吴建民过往的记忆，“从7月到12月，每个月买160只煤球。有时候记录的数量也会有零头，那是因为上个月购买的煤球拿回家后发现有碎掉的，可以在这个月补上。”
“现在，煤炉已不是家庭的必备品，而购煤证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吴建民说，“城市里，家家户户都通上了天然气，做饭用燃气灶，也有了微波炉，过往的艰难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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