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强 陈辉
马相伯与邵力子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声名卓著的大人物，虽然他们的年岁辈分经历有别，秉性气质资望也不尽相同，但俩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其中还有邵力子与我们丹阳这方故土故人关联的故事，由此生发马邵师生俩的“同乡”共鸣话语。
马相伯是江苏丹阳人，上海复旦大学的创办者。邵力子籍贯为浙江绍兴，是马相伯在复旦时的学生。这些都早已为众所周知，但鲜为人知的是，马邵俩人师生关系外，还有“同乡”之说，而这就出自两老亲口，并有史料佐证。笔者编撰的《珥陵掌故》一书第四章节“历史钩沉”篇内《漫话丹阳主簿署》一文中，由据方志史籍记载的清代后期“丹阳主簿署”这样一个旧时县级行政办公机构史实说起，特别提及现当代大名人邵力子先生的身世及其父亲信息，即清光绪《丹阳县志》中记载的时设于珥陵集镇的丹阳县主簿署末任主簿邵霖（注：清代县主簿与县丞同为知县的辅佐官，主管文书、簿籍和印鉴，职责为记录门下众事，审核签发文书掌管治安等，相当于今县政府第三把手），并由此结合德高望重的我邑著名乡贤马相伯先生亲口所言，证实邵霖之子“力子是在丹阳珥陵出生的”，因此邵力子“也可以说是丹阳人”，与师长马相伯可谓“同乡”。笔者依据以上所述，进一步查阅相关史料，在此加以考证补充，对马邵两人的“同乡”情谊及历史上邵氏父子与丹阳的关系作番简述记略。
马相伯生于清代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跟邵力子父亲邵霖是同时代人。当年，邵力子知道恩师是丹阳人，便向老师提到自己的父亲曾在丹阳县主簿署任主簿，自己也因此出生于丹阳珥陵，因而与师长有缘，马相伯很是认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马老与多年追随他的丹阳乡亲晚辈韩景琦话家常时，曾谈到自己的籍贯问题，同时说到蔡元培、柳亚子与自己的交往轶事，顺便提到了得意门生邵力子身世。1990年收载于镇江暨丹阳两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爱国老人马相伯》专辑内的韩景琦先生《回忆在“乐善堂”的日子里--缅怀马相伯世丈》一文中记下了当年马老的原话：“力子也可以说是我们丹阳人，因为他父亲做过丹阳珥陵尉，力子是在丹阳珥陵生的。拿我来说，也是生在丹阳而迁居丹徒的。”这里马相伯先生说的“珥陵尉”就是清代晚期移设于珥陵集镇的丹阳县主簿署主簿邵霖。（注：马老“珥陵尉”之称系传统口头说法。县尉原为宋元时期官名，明清废之，改称主簿，承袭原县尉之职责。）
邵霖（？-1897年），字诚哉，又名实斋，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年间前期（约1880年代），邵霖曾任职丹阳县衙主簿署主簿，驻住在本县珥陵镇时生养的儿子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邵力子。据《邵力子先生年谱》记载，力子生母为其父继室、江苏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人张氏。因吴江靠近丹阳，故邵氏一家人当时都随任职丹阳的邵霖寓居珥陵。邵力子6岁时，回到老家浙江绍兴会稽县陶堰乡邵家溇，跟随堂叔邵莲坡读家塾。经查有关方志史籍，时年（光绪十三年，即公元1887年），邵霖调离丹阳转任苏州府吴江县丞，其子邵力子因此被送回浙江原籍读书启蒙，10岁时又被接到江苏吴江父母身边。据此可知，邵力子不仅出生于丹阳，很有可能他6岁之前的时光都是跟随父母在丹阳珥陵古镇度过的，因而若按传统地方志人物体例标准，邵力子似乎也可算是丹阳“寓贤”，即出生并曾寓居于本邑的外乡籍贤士。
邵力子（1882-1967）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并与柳亚子等发起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是中共早期党员、国民党元老，西安事变和抗战胜利后两次参与国共和谈，被誉为“和平老人”，并参与新中国建国大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马相伯邵力子师生情谊深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邵力子进入马相伯先生创办的上海震旦公学（原名震旦学院）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期间结识民国元老于右任，俩人成为马相伯先生的得意高足和莫逆之交。当年邵力子和于右任等震旦学生在校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曾得到师长马相伯的保护和支持。震旦学院因学潮停顿不久，邵力子又与于右任等震旦离校同学一起，回校协助马相伯先生共同办理复校，并更改校名为复旦公学（即今复旦大学）的工作。马老的独子马君远去世后，邵力子联合于右任筹措了一万元资金相赠，以此作为资助马老孙女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1939年11月25日，马相伯先生逝世“三七”日全国祭奠时，邵力子满怀对恩师的崇敬之情，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撰文《救国老人马相伯》，深切缅怀“先生的佳言懿行”，称“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因而“爱国国人，都应人人效法先生”。
马相伯和邵力子，师生情加同乡谊，情深谊重，星斗辉映。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两位先后荣享“爱国老人”与“和平老人”高誉尊称的中华杰出先贤名士，皆与丹阳有缘，为古邑增添了夺目的人文光彩，堪令镇江丹阳人民引以为一大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