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笆斗山革命公墓。 记者 马骏 摄
本报记者 马骏
走进界牌笆斗山革命公墓，一座高大的纪念碑映入眼帘，正中间刻有“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庄严肃穆。当年在界牌镇抗击日寇的20位烈士长眠于此。“每年中元节、清明节，当地的老百姓都会来祭扫先烈，这已经是大家多年来的习惯了。”今年71岁的肖玉坤老人已经在笆斗山革命公墓“守护”了11个年头。对他来说，这是一份情愫，更是一份荣光。
“当年，我父亲就是一名新四军战士。”肖玉坤说，“小时候，我母亲告诉我，她和父亲两人曾遇到过一个迷路的日本兵。那小鬼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但还是被我父亲察觉到了。最后，我父母合力抢了那小鬼子的枪，可惜让小鬼子跑了。”肖玉坤告诉记者，当年父母的奋勇抗日，让他数十年来一直感到骄傲。肖玉坤说，当年发生在界牌的抗日战斗，后来都变成了一个个抗日故事，很多界牌人都会向孩子们讲述当年那些英雄们的英勇事迹，让孩子们不忘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打响后，驻扎在界牌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总指挥罗忠毅率第四团三营增援，对战役取胜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完成任务后回到丹北。日伪军得到消息后，于当年11月10日调集丹阳、埤城、访仙、扬中等地据点部队以及汪伪军共1000余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从水陆路突然进犯界牌地区，妄图一举消灭地方抗日力量。当时，中共（京沪）路北特委和地方行政领导机关的负责人都集中在界牌母子圩举行会议。为了消灭来犯日伪军，掩护中共路北特委和地方行政领导机关负责人安全转移，驻在廿七圩等地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迎头痛击敌人。上午9时，新四军在界牌宏光村对日伪军进行了阻击，一直到下午3时，在日军大部队会合后，我军边打边退，并在界牌东南方向再次构筑防线，对日伪军进行了第二次阻击。整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日伪军不得不撤退。这次战斗歼灭了日伪军一个中队，毙（伤）敌40多人，成功掩护了指挥部的安全转移，敌人的“扫荡”被彻底粉碎。
不到两年，界牌境内著名的“㴭坝战斗”打响。1942年4月30日清晨，武进孟河的日伪军突然从罗家新桥前来“扫荡”，新四军一边派人前去阻击，一边通知组织机关转移撤退。由于事发突然，离指挥部较远的永胜洲驻军最后得到通知，已经来不及转移且驻军人数又少，就藏在永胜洲的巢家竹园里的大树上伺机伏击。由于丹北根据地政府及新四军指挥总部设在陈家埭正北的乔良成家，新四军决定分两路从两边将日本鬼子引开。东路，指挥部派地下交通员接近日伪军，并给日伪军带路，绕道永胜洲将日本鬼子引向龙王庙方向，以减轻主力部队压力。当这股日伪军从此经过时，新四军领导看到带路的是自己人，就很默契地没有立即阻击。西路，新四军绕道磕头圩、乌龟山边撤退边阻击。为了给机关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新四军在廿七圩土地庙又进行了顽强的阻击。这一仗打退了日伪军三次进攻，共消灭日伪军30多人，缴获大部分军用物资，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挫败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保全了江南新四军指挥部和丹北革命根据地地方政府机关，为巩固和发展丹北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肖玉坤老人的引领下，记者来到了原先埋葬烈士遗骨的“阴阳桥原址”。现在，这里只竖着一根黑色的石柱。肖玉坤告诉记者，当年，新四军烈士就埋葬在这里。“我记得那些烈士的坟都是没有墓碑的，因为都是无名烈士。”肖玉坤回忆道，“每逢中元节、清明节，许多人都会来祭扫。”肖玉坤告诉记者，20世纪70年代开挖红旗河时，阴阳桥的烈士遗骨连同子弹壳、茶缸等遗物一起被迁移至笆斗山南武阳河东埋葬，同时立了一块水泥板作纪念墓碑。开挖武阳河时，又将烈士遗骨一起迁往笆斗山并建起纪念碑供后人瞻仰。1991年，笆斗山革命公墓被市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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