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当，吃食堂，一日三餐都是汤。小孩子吃了变蟑螂，小伙子吃了拄拐杖；壮年人吃了脸发黄，老年人吃了见阎王。”每当笔者想起1987年时任荆林文化站长时，收集的这首“大跃进”吃食堂的民谣，就会勾起对当年人民生活变化的深深回忆，感慨万千。
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县刮起了“共产风”，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公共食堂，集体开伙共吃大锅饭。由于开始实行的“放开肚皮吃饭”和“吃饭不交钱”，人为地造成极大的浪费。从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这三年是建国以来经济上最为困难的时期。我们丹阳地区当时农民口粮为每人每日平均3~5两，最少时只能吃到2两半。当时，各地的大食堂实行“低指标、瓜菜代”，因此“一日三餐都是汤”，正是当时食堂大锅饭质量极差的反映。由于营养不足，许多小孩子发育不良，长得“像蟑螂”；年轻的小伙子也干瘦如柴，拄起了拐杖；连本来结实的壮年汉，也长得面黄肌瘦；许多老年人因缺乏营养而去世。
当年，笔者刚好在丹阳县中上初中，很幸运没吃过生产队的“大锅饭”，但亲眼目睹了家乡许多人挖野菜、吃“观音粉”充饥的事实。由于营养不良，村上得浮肿病、干瘦病的人极为普遍。1960年，丹阳全县发现浮肿病4194人，干瘦病724人，妇女病4513人。政府曾下拨救济款给予治疗。当年全县农村有2756名青壮年，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外流至江西、甘肃、青海等地。
1961年下半年，遵照中央指示，全县公共食堂全部解散。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政策重新抬头，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使丹阳农民年人均收入一直在100元左右徘徊，人民生活水平无明显改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打破了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制度，生产迅速发展。全县农民年人均收入由1962年的81元，升至1985年的554元；农村新建住房达116852户，占总农户的61.37%。部分富裕农民开始“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漂亮，住房讲宽敞，家具讲高档。”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全市进入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时期，城乡人民生活持续稳定提高，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美丽而壮阔的画卷。当年的那首吃食堂“大锅饭”的民谣，已成为反映历史年代的特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