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徐芙英，因记忆力衰退，常常忘事，如刚吃完午饭不久就会忘记自己吃了什么，也记不得上午家里是否来了客人，但只要提起丹阳解放那几年的事情，她的思维总是特别的清晰。那时候，她是地下交通站的一名交通员，负责将地下党员还有书信送到指定地点，为此她不知费了多少脑筋，也不知吃了多少苦，更不知经历了多少危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来丹阳解放的那一天。
徐芙英出生在胡桥宝山村，三面环山，非常偏僻。但她从小时候记事起，家里就总是特别的“热闹”，经常有陌生人出入，直到长大懂事后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当时丹北是南下北上的战略交通枢纽，我们村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容易隐藏，而且我们家人员结构简单，父亲去世的早，就母亲带着我们姐弟4个，母亲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非常支持革命工作，所以我们家就被发展成了地下党交通站。”徐老说。当时很多地下党干部都在她家落过脚，像宦德胜、康迪、陈云阁、洪天诚、茅志清、高俊杰、陈英等。其中宦德胜烈士在牺牲前夕，正逢她的小弟弟过10岁生日，他还送了一件长衫作为礼物，她的弟弟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时候，他们经常半夜到我家集中开会，来之前还会在东边的墙上敲几下作为暗号。”徐老说，村民们知道后也主动帮忙传信息、打掩护，比如她们一家子人都在农田里干活时，村民只要见到有人进到她家里，就会跑到田里通知她们，说“你家有买石灰的人来了”，因为当时村里烧石灰，这么说不会引起怀疑。而如果有国民党的人经过，村民就会大声喊“兵来了”，提醒地下党员赶紧撤离。
在这样的环境成长下，徐芙英17岁时也开始参加并组织妇抗会、识字会，主要是组织妇女识字、做军衣等。不久后，还接下了母亲交通员的任务，负责将从苏北来的信件和地下党员送到苏南的指定地点。“这项任务非常危险，因为交通员都是冲在前面的人，必须先确认前方的安全，再提醒后面的人跟上，如果不幸遇到埋伏，只能牺牲自己，尽量为后面的人争取撤退时间。”徐老说，因此每次出发前，她都要仔细考虑，保证遇到危险情况时临危不乱。
这项任务也非常辛苦，大部分时间都在行走不说，而且不管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都必须保证完成任务。她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自己接到任务，要将一名地下党员送到康迪（丹阳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处，他们俩趁天黑出发，花了6个多小时走了30多公里的蜿蜒小路才到。因为当时已是下半夜，完成任务后，她就找了当地的一个交通站休息一下。“当时夜里又不敢点油灯，而且是深秋，天还很冷，而当地的习惯是冬天都睡凉席，我只能和衣在床上躺了一会，冷得浑身打颤，天亮就立马再走回来。那天两只脚都走出了泡。”徐老说道。
到1949年年初时，徐芙英发现，地下党员们到她家开会的次数变多了。“我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明显感受得到，开会时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解放军准备渡江了。”徐老说，记得那是4月21日和22日的晚上，村民们都跑到附近山头上，看到东北角江边处火光、枪声不断，村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她知道，那是大部队在渡江，一颗心一直提着，悄悄地等着好消息。23日，大部队进驻丹阳城，丹阳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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