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铭辰
重建后的延陵季子庙
记者 殷显春 摄
丹阳季子庙信仰具有浓厚的二元性，从民间信仰层面来看，作为一个神圣空间，季子庙士庶杂处，其曾出土被视为祥瑞的道教张陵木简，成为志怪故事的发生背景，反映了季子庙与道教、民间信仰关系匪浅。从政治与文化层面来看，季子庙于东汉时期遭受毁禁，其后季子墓的纪录，为季子庙信仰活动提供礼仪支撑，而地方官员的立碑、谒祭、作诗，更成为季子庙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资本。这种兼具民间信仰与贤者祠祀的双重特色，成为季子庙区别于其他地方贤者祭祀的重要特点。
季子墓与地方祭祀
据高绍《重修吴季子庙记》记载，东汉初年立有三座季子庙，曾因第五伦担任会稽太守而毁去二庙。但到了唐睿宗垂拱四年（688），狄仁杰（630-700）大量毁禁江南淫祠，季子庙反而成为保护对象。“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
狄仁杰所存四庙中，除伍子胥稍具有厉鬼信仰性质外，禹、吴太伯、季子皆具有儒家贤者性质，并四者皆记载于《史记》之中，为士人知识谱系中所共知之先秦圣贤。从毁禁到保留这一角度来看，季子庙如何摆脱民间信仰的印象，极力获得官方认同、强调季子祭祀之正统性与文化筹码，以成就自身贤者祠祀的定位，仍值得深入讨论。经史之中关于先秦季札的材料相当丰富，但关于六朝时期季子庙的记载，主要仅见于高绍《重修吴季子庙记》中残存之顾野王（518-581）《舆地志》与山谦之（？-594）《丹阳记》、殷仲堪（？-399）《谒季子庙记》与王僧恕《谒庙记》。此外，季子庙信仰一直有所承续，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仍记载了些许相关石刻碑记等文献，颇可作为季子庙信仰的参照。
关于季子庙信仰的史料虽然缺乏，但自东汉以降季子墓的记载却逐渐浮上台面。季子墓的文献记录，最早见于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且于魏晋以后相关记载愈见频繁。高绍《重修吴季子庙记》：
“山谦之《丹阳记》：‘季子旧有三庙，南庙在晋陵东郭外，北庙在武进县博落城西，西庙即此是也。’昔第五伦为会稽太守，禁非正之祀，宜归于一。故唯存南庙，而二庙被毁，其后人閒悉更复之。南庙后有古墓，周处《风土记》、韦陟《先贤序》、殷仲堪季子碑，皆云此墓即季札墓也。墓前有季子庙碑者，仲堪为晋陵太守造碑铭，命县人薛玖植碑于南庙。至永初中南庙被毁，迁碑于西庙。今庙前双碑，左厢者即仲堪所製，右厢者梁天监十二年九月延陵县令王僧恕所建。第五伦所以存南庙、毀北西二庙，因素可能在於‘南庙后有古墓’。”
高绍以为“周处《风土记》、韦陟《先贤序》、殷仲堪季子碑，皆云此墓即季札墓也。”周处（236-297）、殷仲堪为晋人，虽然今存《风土记》、《先贤序》皆已亡佚，不见相关季子墓的记录，但至迟于魏晋时期，延陵季子墓已成为文人的共同记忆。
“表墓”是传统地方政府教化人民的重要方式，尤其在六朝这一断代，频见地方长官表墓、祭墓之事迹，其目的不仅在于表彰先贤，更有助于地方政府之统治。
季子墓于魏晋时期被大量记录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出于地方意识抬头、记载先贤以夸耀乡里；一方面可能为中央王朝为统治地方，透过纪录贤者祠祀以掌握淫祠。参拜先贤之墓、优待后世子孙往往是地方长官统治地方的开始，但史料中官方与季子庙的直接互动甚少，就笔者浅略所见六朝以先仅有二例。《后汉书》之《循吏列传·任延》：
“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及到，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
《南史·蕭允傳》：
“至德中，鄱阳王出镇会稽，允又为长史，带会稽郡丞。行经延陵季子庙，设苹藻之荐，託异代之交，为诗以敍意，辞理清典。”
任延（？-68）、萧允二人祭祀季子的性质不同。东汉六朝会稽郡的置县与治所各异，东汉时延陵（丹阳）一地为会稽（苏州市）所辖，但东晋南朝会稽治所在山阴县（绍兴），而季子庙属丹阳郡（丹阳）。是以任延、萧允皆拜职会稽，但任延为当地行政长官，而萧允与季子庙间并无直接的统辖关系，乃是路过其地追悼其魂。
值得注意的是任延作为地方长官与季子庙的互动。其一、任延担任会稽郡丞在更始元年（23）之后，并以地方长官的身分出面献牲。其时天下未稳，祭祀季子与拔擢贤才、赈贫慰孝同被视为“循吏”的政绩。可推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同样认可祭祀季札具有安抚地方、教化人民的功效，因而得以录入《循吏传》之记载。其二、任延担任会稽都尉距离建武29年（53）第五伦任职会稽太守，前后相隔二十余年，季子祭祀逐渐从循吏安抚地方的象征，转变为毁禁的淫祠。可见贤者祭祀往往摇摆于雅俗之间，既是地方政府掌控地方的重点，从中滋生的民间信仰却又可能是制造混乱的温床。其三、任延祭祀季札究竟是墓祭还是庙祭？虽据山谦之《丹阳记》季子庙旧有三庙，但《越绝书》、《皇览》及今未可考之周处《风土记》、韦陟《先贤序》，皆只论“冢”而不论庙，一直到南朝文献才明白以“庙”指称。这固然未能排除是书写时以冢括庙或以庙括冢的可能，但此一书写改变，或许正是季子祭奠逐渐由表墓转向祠祀的侧映。
季子墓的文献记载仅能上溯到东汉，《越绝书》、《皇览》、周处《风土记》、殷仲堪季子碑、山谦之《丹阳记》，这些记载都要晚于东汉以后。虽然不能据文献否定东汉以先便有季子墓存在，但《春秋》三传、《史记》与西汉以先之文献均无记录。何以在魏晋时期季子墓、庙被频繁记载？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丹阳的开发。东汉期间，经济重心仍在黄河中下游，隶属于三吴的延陵开发有限。自孙权开凿破岗犊，水道联结了建康与吴、会，作为三吴中继站的延陵渐渐显露于历史舞台。季子信仰的中心丹阳，相对于临近的建康、京口（镇江）等地，纵使具有“路由三吴，川贯百稚”的交通便利，但因为没有高度开发，地方信仰的发展性有限。即使得被记载于文献，文献属性也多是记载吴地风俗的地志、碑文为主，不如蒋子文、项羽信仰频繁见于正史。丹阳地区的开发，可能是季子墓、庙信仰频繁记载于东汉以后的原因之一。
第五伦对于季子庙信仰并未禁绝，季子庙信仰所以能在历代诏禁淫祠中延存下来，墓祭的礼仪背景可能为关键因素。但哪个季子庙为正祀、何为淫祀，会随着朝代而有不同解读。东汉魏晋对于季子庙之记载，主要集中于南庙与季子墓，书写重心或许说明了这一时期以南庙作为信仰中心。但在刘宋永初2年（421）四月，刘裕下召：“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按照《宋书·礼志》记载：“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祠。由是蒋子文祠以下，普皆毁绝。”这次诏禁淫祠对于民间信仰而言，是一次极大的打击。高绍《重修吴季子庙记》：“至永初中南庙被毁，迁（殷仲堪）碑于西庙。”可见季子南庙亦受波及，殷仲堪碑也因此被迁于西庙。地方政府未将季子庙毁绝，说明季子庙仍属于“其先贤及以勳德立祠者”，但此时官方认可的正祠已由南庙转为西庙。综言之，季子墓虽提供祭祀礼仪的正当性，但不必然成为官方认可季子庙的标准，季子庙的正祀、淫祠的判断，仍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
季子庙信仰的雅俗交汇
季子庙是一个“小人祈福，君子钦风”雅俗融会之地。虽然史料中鲜少得见季子庙的运作，《南齐书·祥瑞志》则明确指出季子庙有“庙祝”，并揭示了季子庙信仰别于贤者祠祀的面向：
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称所领季子庙，旧有涌井二所，庙祝列云旧井北忽闻金石声，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东忽有声铮铮，又掘得泉，沸涌若浪。泉中得一银木简，长一尺，广二寸，隐起文曰‘庐山道人张陵再拜谒诣起居’。简木坚白而字色黄。”
汉武帝、晋康帝、前秦符坚皆曾以建元作为年号，此建元元年（479）为齐高帝萧道成（427-482）代宋自立之后的年号。张陵（34-156）是道教的仙人，葛洪《神仙传》载：“汉政陵迟，赋敛无度，难以自安，（张陵）虽聚徒教授，而文道雕丧，不足以拯危佐世。”而后张陵率弟子入蜀地隐居，并时嘱咐弟子：“须为国家除害兴利，以济民庶。”木简隐文託于张陵，实则意味萧道成广“济民庶”，生前入山修行之张陵也都以此祥瑞木简恭贺天下有道。季子庙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张陵木简的出土，固然归因于沸泉的挖掘，但可能也揭示著季子庙与道教信仰关系。汉季以来吴、会滨海地区与天师道关系密切，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已有详论。另一方面，延陵季子庙与句容茅山地缘相近，兼之破岗渎的开通联结了丹阳、句容二地，至今丹阳当地仍有“上茅山回九里，功德圆满”之说，因此季子庙的信仰圈，可能与茅山上清派是相互重叠。而陶弘景（456-536）《真诰》中奉季札为北明公，将季子纳入道教谱系，或许说明在南朝人的观念中，季子庙信仰已与道教等民间信仰相互容受。
此外，季子庙还有神异之一面，《太平广记》引《八朝穷怪录》：
“齐明帝建武中，有书生萧岳，自毘陵至延陵季子庙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从三四侍女，貌皆绝世。以橘掷岳怀中。岳心异之，乃问其姓名。云葛氏。岳因请舟中，命酒与歌宴。及晓请去，岳甚怅然。岳登舟望之，见庙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时入庙。岳异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庙中。见东壁上书第三座之女，细观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从也。画壁题云，东海姑之神。”
这则故事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从三四侍女”“庙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时入庙”，可能暗示著季子庙外“倡优男女杂错”“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的现象。说明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季子庙周围的社会伦理相对松弛，与季札本身的儒家形象并不完全相合。第二、六朝时期的祠庙，往往都会配有从祀神，如蒋子文弟蒋子绪封长水校尉，史未载祠庙所在，应当配食于蒋子文。《太平广记》所记载的志怪故事，可能意谓著此时的季子庙已超出祭祀贤者的职能，而成为丹阳一地的信仰中心，除了以季札作为祭祀主体外，尚有其他如东海姑之神等从祀神。并从故事叙事从未提及季子这一点来看，或可推测东海神姑等民间从祀神，远比以贤者祠祀来得更有影响力。如此种种，皆说明不论是信仰对象或周围的季祀活动，季子庙有着和道教等民间信仰合流的倾向。宋代以后，季子庙信仰似乎有逐渐趋向社稷神的趋势，与农民生活的关联愈加密切了。
结语
季子庙是民间信仰的活化石，相关记载遍历六朝唐宋明清，至今季子墓、沸泉、孔子十字碑都仍存世，唯六朝石碑仅存于文献之中，不复可见。季子庙信仰同时也是六朝民间信仰中一个特殊面向。地方信仰与贤者祠祀的判别往往属于灰色地带，难有明确的标准以判别二者，因此祭祀行为合法与否，大多决定于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季子庙信仰则兼有民间信仰与贤者祠祀两种属性，其与地方政府的对立与转型，颇可作为雅俗之间的互动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