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城惠安寺遗留的石刻
吴越王钱俶像
北宋《一统志》中记载：“宋开宝七年（947年）吴越王钱俶助宋伐南唐（李煜），攻江南，围润州，拔其吕城。”
清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一“寺观”章节记载：“惠安寺，县东五十里，即吕城南寺，宋丞相钱氏功德院……”
这两段历史记载，让人们产生了一个“当时吴越王钱俶和吕城的钱氏功德院有什么关系”的疑问，笔者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和翻阅了多本历史书籍，终于理清了眉目。
唐代后期，到了唐哀帝李柷手上，已经全面趋向衰落，出现了群雄逐鹿的五代十国的历史时期。杭州临安的钱镠，在唐乾符年间，已在军队中由偏将升掌一州之兵，他在翦除刘汉宏、薛朗、董昌等势力的过程中，占有了江浙之地，杭州刺史，独据一方。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被封为越王，天佑一年（904年）改封为吴王，后来朱温废唐称帝建梁，始封为吴越王，占据现在的浙江、江苏东南部和上海等地。
钱镠在吴越王位上，执政二十八年，留给后代的家训是“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理为本、忠厚传家”十六个字。在任期间，他勤理朝政、轻徭薄赋。恤理国事，亲率军民修筑水利，引水种田，发展农业。此时国泰民安，被当地民众喻为“海龙王。”他81岁临终前托付后人：“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意思是要子孙后代与中原王朝长期友好，人民才得安宁，吴越国才有保障。
公元932年，钱镠传位给钱氏子辈忠贤钱元瓘继承，吴越国王位在公元948年传到了第三代钱俶手上。
钱俶，文穆王钱元瓘第九子，在位32年，钱俶在位期间，牢记祖父钱镠家训，在吴越国浙江、江南一带轻徭薄赋、体恤民艰、恭行仁政、深孚民望。吴越国被他治理得成为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太平盛世。民众富庶，兵力雄厚。
就在同时，后周的禁卫司令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起了陈桥兵变，废后周七岁继位的恭帝柴宗训，建立了宋朝，建都汴梁（河南开封），异军突起，军力扩展很快。赵匡胤为宋太祖，他日常生活朴素，衣着、饮食都很简单，对自己的家人较为约束，但又非吝啬之人，他曾在一些工程上花费大笔费用，对于投降的各国国君也给予优厚的待遇，这是历代皇帝中较少见的。故深得部下和国人爱戴，因此大宋发兵攻打周围小国，屡战屡胜，国土越来越大。
公元961年，缩居在金陵（南京）的南唐国君李煜继位，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他整天寻欢作词、饮酒写诗，成为晚唐的花间派词人。当他感到政权来自北宋赵匡胤的威胁时，急忙写信给吴越国王钱俶，请求联合抗宋。钱俶接信后，权衡利弊，想起了先辈钱镠对子孙的教诲。为了使吴越国民免遭兵燹之苦，最后决定顺从大宋，助宋伐唐。
开宝七年（974年），钱俶亲自带兵从吕城出师毗陵（常州），身冒矢石，击溃唐军三千，攻下城池后又攻克润州（镇江），与宋军汇合，攻占金陵，为宋朝统一全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宋太祖赵匡胤见状，开始了和平收复吴越王的计划。一面大封钱俶为淮海国王，爵位不在丞相之下，一面为防钱俶留在江南如鱼得水，便胁迫钱俶北上汴梁受封。钱俶北上不知是福是祸，无奈离开故土。感恩戴德的吕城吴越将士和民众，眷恋故主，不忘旧情。根据当时的国富民强的国力，自发募捐，为钱俶建造了功德院，祈求菩萨保佑其平安长生。百姓不敢以吴越国王的名号命名，只能选择“丞相”之号，命名为“钱丞相功德院。”后来钱俶在赵匡胤的盛情款待下，将吴越国土归顺大宋。北宋完成了统一大业。吕城“钱氏功德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
当时“功德院”连亘数坊，堂皇豪华，栋宇宏丽，宽敞明亮。曾几何时，金、元入侵，历经沧桑，钱氏功德院到明代只剩下后院的崇文院残垣。
明代正统十二年（1447）僧人圆聚募捐，将败残的钱氏功德院后院——崇文院改建成惠安寺。
惠安寺几度兴废，至民国4年（1915）由晚清末科秀才、天主教徒沈揆百利用天主教会的一笔善款和出卖了自己百亩田产，在惠安寺东侧花园的废墟上，创办了丹阳县第三高等小学堂，这是今吕城中心校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