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岁月》是一本作者自诩“写现今世上的天意人事亦如渔樵闲话，但亦有为匹夫匹妇而怒”的闲书。
“山河”是中华的山河，岁月”是自盘古女娲直至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间已经逝去的岁月，只一个书名就让人心中微微地荡起涟漪。悠远的岁月，浩繁的内容只融在一本小书里，上下2卷，十六章，约15万字，一改史书刻板的面孔，全无皇皇巨著的气势。
“中国文明五千年来好比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山河照影，有情似黄金”经历了数千年历史长河的冲刷，本就繁复的历史事件大多已漫漶不清，要彻底厘清谈何容易，因而只要说史，或失于严肃刻板，或失于旁征博引却丢失了主见，或失于牵强附会自以为是就成了屡见不鲜的景象。《山河岁月》于历史的演绎和情理中独辟蹊径，不求在细节上条分缕析，不苛求一一实证，地下考古学原不过是补充史料，却不足凭以论断，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殷墟甲骨文字不过是彼时占卜的记载，一偏的东西，不能以甲骨文中所无断定其无。又如毛泽东在延安居住穴室，千年后地下考古若单凭晋陕北部的出土物，难道亦可断定中华民国还是穴居时代？”话说的似乎有点强词夺理，可谁能否认其合理的一面？
《山河岁月》看见的是中西历史文化这样的差异：
“西洋史的程序，是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史则不如此，因为中国不是社会而是人世。中国的是王天下。中国与西方，是这边在黄帝之时，那边在埃及巴比伦古王国之时，而且还比这更早之时就已经分歧了。”
“西洋人无成天地万物，唯有制物而用之，故其人工所不到之处即是洪荒草昧的自然界，且连其所到处亦还是缺少情思，人要是对庭院有好情怀，才引水灌花等日课亦有清好的。”
“中国人亦讲究制物而用之，同时又有一种惜物之意，给天地万物亦要留个有余，而且人对天地万物亦要能够无求，不像西洋人的咬牙切齿地向洪荒草昧的自然界争生存，凡百东西抢到手为能。西洋征服自然界这句话，原是从他们人对人的征服和被征服引申而来，实在很不洁，缺少清和的。”
作者毫不掩饰对中华文明的推崇和热爱，区区15万字，200多页的内容，却比较了中西历史、文化、艺术、衣食住行等生活的诸方面，处处透出一种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和喜爱。
偏颇吗？有一点。但是一个人如果对本民族的文化都失去了信心，不去传承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那这个民族岂不注定将要消亡？
也许，更应该说一说《山河岁月》的作者，一个本身比著作更复杂的人——胡兰成。
胡兰成，一个让张爱玲“低到尘埃里”的男人；一个携手佘爱珍（76号“母毒蛇”）走完人生历程的男人；一个滥情、薄情，一生与七个女人有着纠葛却又似乎对个个女人都用真情的男人；一个被称作“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的无行文人；一个为汪精卫提供了叛变的理论依据，被永远钉在汉奸耻辱柱上的无节才子；一个汪精卫的“文胆”，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
《山河岁月》，1954年首发于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解禁了胡兰成的作品，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解禁了他的作品。于是，闲愁万种》、中国的礼乐风景》、山河岁月》、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等陆续排上了书架。
一个极力推崇中华文明的文人却做了一个被世人唾骂的汉奸，也许，下面这风景和形势的比较便是他的托辞。中国的文明是人世的风景，还比形势更大。提心吊胆的讲把握形势，必有一次失手，而能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虽阻于形势，亦连环可解，且可形势自我而生。所以像曹操那样，虽兵败如山倒，亦随又会得无因由的好笑而开心起来。那样的人真是宛若游龙，翩若惊鸿。”也许，他认为中华的历史上只有亡国而没有亡天下，天下还是汉人的”便是他可以无节的缘由。
品味《山河岁月》，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于秋窗前点一盏孤灯闲听风雨的衰弱老人，落寞地听着秋雨洗芭蕉的淅沥，孤寂地回忆当初的蕉林。只是，属于他的蕉叶终将凋零，将来会在春雨中萌生，在春夏之交的雨季滋润中恣意生长——“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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