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不久，上海某徽章厂首先生产出的第一批毛泽东像章，很快被抢购一空。少数人戴着像章串联到北京，受到无数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青睐。忠诚而又狂热的红卫兵，带着红袖章，挂着像章走南闯北，为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的同时，也为毛泽东像章掀起了助推作用。
1967年1月，我与大学同班同学5人经“长征”串联来到韶山，为能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花几分钱“请”到一枚像章（那时说买像章是要挨揍的）。我们排了一天一夜的队，因每人限“请”一枚。有的为了回去让亲友分享幸福而想多“请”，那就要不顾辛劳，多次排队。我为多“请”两枚就连续到几个购买点排队才如心愿。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为了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制作毛泽东像章不再限于工厂、军队，当时的学校、群众团体、红卫兵组织和各级革命委员会也普遍参与像章的制作，不少地方的党政机构还设立了毛泽东像章制作办公室。
随着毛泽东像章数量的急剧增加，制作材料也由全金属发展到以金属为主，玉、骨、陶、木、竹、塑料、贝壳、有机玻璃等材料为辅的20多个品种。据研究人员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过一万多种毛泽东像章，总数量达48亿之多，创世界徽章之最。
“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章是最畅销的礼物，在上山下乡、升学、参军、结婚中，不少人都流行把毛泽东像章当成珍贵礼物赠送。那时人们都在收藏毛泽东像章，看谁的毛泽东像章的样式最多、最新颖，有时还会互相交换。“文革”中，我三次去北京，“请”回的毛主席像章有50余枚，亲朋好友挂上我赠予他们的像章，觉得仿佛自己也去北京天安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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