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一个纷纷扬扬飘着雪花的早晨，一列南下的火车驶进吕城站，车上下来了一批青年男女，有好几百人。他们个个身背行囊，人手一根半人多长的竹棍，风尘仆仆地进了吕城镇。他们在河北驻扎下来之后，就成群结队出来逛街、游玩、购物、看热闹。他们购物时讨价还价，有些人态度不好，常和商家发生争执，有的人还挥动手里的竹棍打人。小商小贩一看这些少爷惹不起，也就不与他们计较，吃点亏自认晦气了。他们中有些人进戏院看戏也不买票。戏院老板吃不准他们的来头，所以也不敢得罪他们，只好由着他们自由进出。而他们进了戏院又不遵守公共秩序，抢占座位，大声喧哗，出言不逊，甚至动手打人，影响很坏。后来，这些人到街上买东西就几乎不给钱了，那派头就像是前线下来的荣军。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一打听，原来这是一支流亡学生的队伍，他们打出的旗号是“苏北联中”。
众怒不可犯。吕城的群众终于忍无可忍，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壮年拿起了扁担、木棍甚至锄头、钉耙之类的器具，集合起来准备把这些学生赶出吕城去。这时，如果双方都能克制一点，如果“苏北联中”的负责人或是镇上的某位名流能够站出来调解一下，或者如果政府当局能出来制止，风波也许就能平息下去。可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当时无论是联中方面、群众方面，还是政府方面，谁也没有出面，于是一场械斗终于爆发了，就在河南的几条街巷里展开，一发而不可收。
不一会儿，就见双方都有伤员撤下来。渐渐地，学生们终于顶不住了。学生们可能未曾料到吕城的老百姓竟然会跟他们动真格儿的，他们只得向运河边撤退，准备退守他们河北的“大本营”。
群众却紧追不舍。河南河北只有一座泰定桥连接，学生们涌到桥下，由于人多拥挤，一时来不及挤过桥去，许多人就沿着河岸朝西跑，想找船过河。没有船，群众又追得紧，他们便纷纷跳下冰冷刺骨的运河，想泅过河去。这时群众越聚越多，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追到河边，把学生试图过河的几处退路给堵住了。学生们眼看无路可走，只得背水而战，情势十分危急。械斗在河边进行，愤怒的呼喊声、谩骂声和伤者痛苦的哀嚎声响彻运河两岸。学生方面伤亡十分惨重，有的倒在河滩上，有的跌在河水里，殷红的鲜血与浑浊的河水融在一起，化成了血水，结成了血冰，场面惨不忍睹。
这场悲剧就这样在无人遏制的情况下发生，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事后，我们在河北城隍庙的大院子里，看到摆放着一排排黑漆大棺材，里面躺着的全是正值青春年华的躯体。
其实这场械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当时国民党政治已经极其腐败，经济正濒临崩溃，生产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哄抬物价，搞得民不聊生。据当时的《民声日报》载，苏南一带市场物价在一月之内就上涨了三十余倍——其实这是很保守的报道。
那时许多店家门口都挂着“早晚市价不同”的招示牌，告诉人们手头有钱须赶紧花掉，免得变成废纸。由于怕物价继续上涨，群众纷纷上街购物，一时间，抢购风潮席卷丹阳城乡。吕城群众与“苏北联中”学生的械斗，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抢购物资而引发的。本来就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小小吕城镇，一夜之间涌进了这么多的争食者，怎能不乱！据说那些棺材还是在学生组织请愿后，当局迫于压力，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才出资买的，并下令逮捕了十几个有血债的打手。时任江苏省第一专员公署专员的顾大荣、丹阳县县长李曰刚、县参议长吴振等地方政要还参加了死难学生的追悼会。
不久，“苏北联中”的几百名师生就又从吕城消失了，消失得如同当初出现时一样突然。他们的突然出没，给人们留下了一串悬念：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到吕城来？他们要往哪里去？悲剧之后的下文又如何？历史处在政权更替之际，炮声隆隆，人心惶惶，谁也没有心思去追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来，人们就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去迎接新时代了。解放后对此事也未曾见有任何文字记载，人们在茶余饭后虽然也偶尔提及此事，又总是众说纷纭，莫众一是。
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写到此事，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最近走访了几位老人，后经原丹阳县志办公室主任张昌龄先生推荐，才在《丹阳县志》上找到一段有关“苏北联中”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因解放战争推进到江淮地区，部分学生南移，教育部在吕城镇设立国立淮北临时中学，收容逃离淮北的青年学生1000余人，有教师80余人，分中学、师范两部。1949年2月迁往苏州。”运河作证，那些棺材里装的是一个个年轻的冤魂。权用清代诗人王士祯的诗《吕城雪霁》来结束这篇小文，并告慰亡灵吧：鸡唱吕城镇，日出市桥东。
雪屋回汀口，烟樯出竹中。
鸟飞皆贴水，舟泛若乘空。
古迹成荒垒，行行忆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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