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政府卫生部门多由西医把持。西医派主张废止中医，想从根本上剥夺中医的发展权利与机会。
中医药界人士认为，中医能治愈疾病并已延续上千年，是不争的事实。西医理论和中医体系大相径庭，西医这样做是专横霸道。
社会各界大多对中医表示同情与支持。因为西医还远未普及，绝大多数国人仍依靠传统中医药来治病。
正如时人所言: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有二十余万家，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能说废止就废止呢？
1933年6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联系石瑛、叶楚伧、邵力子、陈果夫、陈立夫等29人，在国民党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
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还说“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
当时九十多岁的马相伯老先生，在听说废中医风潮后说：我父亲是个民间中医，他用中医中药治好了许多病人。他们说中医误人，西医中也有很多庸医。中医治死人，西医也没少把人治死呀！
马相伯老先生还激动地说：孙中山贵为一党之尊，临死前还尝试用中医疗法，愣是将协和医院的西医请出大门。我认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它既然存在，即有存在的道理。病家看病吃药，关键看的疗效。我三岁时染上了天花，父亲用中医中药来调治。后在姐姐的精心照料下，逐渐痊愈了。没有中医中药，就没有我的现在。
马相伯还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不要过誉西方文明，要知这一切都是近百年来事。我年轻时到外国去，亲见他们还没有好的医药，生了病，用蚂蟥斜贴在太阳穴里，说百病都会消灭的。”（美国治头痛的水蛭吸血法是让四条不断蠕动、黑色粘滑的水蛭陆续放在人的太阳穴上，让它们吸取血液）。
汪精卫眼看不能阻止提案，随后又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劝说其共同阻止通过《中医条例》。
直到1935年底，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这才使得历经数年不得通过的《中医条例》正式颁布，卫生署(即原卫生部)内也设立了专门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