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似曾相识的恶魔

     

     一些生命体病了、消失了、死亡了,通常,没有人奇怪。我们每天都在接收大量的信息,微信、QQ提示不断作响,电话铃声时不时打断我们的工作,股票、期货、现货……多如牛毛的金融品种,各种发财致富的机会不断挑动我们的神经,从楼盘、汽车到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么多促销的信息不断轰炸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一些生命体消失了,另一些新的生命体又不断诞生了,这与我们何干,我们早已不再奇怪,因为我们自信我们已不是孩子,不再好奇。
  但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有人不仅病得无可救药,而且还具有严重的流行性征候,我们或是对此一无所知,或是对此束手无策,一些我们早已知道却最不愿意听见的词汇,或是一些我们从没听说过的新词汇出现了,诸如:鼠疫、霍乱、SARS、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
    如果一旦发生,我们会怎样?
    阿尔贝·加缪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开始时,人们或是惊惶失措,或是盲目乐观,社会上流言四起,当政者为了稳定而不敢痛下决心,在瘟疫的倒逼下,人们的措施已失去了先机,于是人们又寄希望于超自然的力量指望上帝能阻止瘟疫的蔓延,自诩为上帝的仆人的神父却只会从陈旧的原罪说去指责人们平时的行为,以图树立上帝的绝对威权。在瘟疫与人类的争斗中,人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犯罪、走私、以抗击瘟疫名义的谋利、将瘟疫的传播归罪于无辜的小动物而大肆杀戮、面对死亡的威胁无助地试图逃避、悲壮而又近似冷峻无情的自救与抗争,不同人格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惊慌、失望、麻木、绝望中的放纵,成了人们不同时期的特征。在这种旷日持久的对峙中至高无上的上帝也被迫走下了神坛,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与定位。但是,最富于牺牲精神脚踏实地不懈努力的人却不一定被人视为英雄,也未必受社会的普遍欢迎与认同,孤独和苍凉正是英雄无可改变的宿命。
  终于有一天,在人们的坚持和抗击下,瘟疫也累了,于是它悄悄地去,如同它曾经悄悄地来,只是它挥一挥衣袖带走了一批鲜活的生命,留下了难以言喻的伤痛。
  胜利总是值得欢庆,人们在欢庆后很快就回到了既往的生活轨道,而鲜有人追问,那瘟疫(姑且如此称呼,因为它既可以是鼠疫,也可以是任何一个我们已知或未知的对象)从哪里来,又遁迹去了何方?我们能否阻止它的出现?
    1947年,《鼠疫》问世并获得法国批评奖,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多年来我们习惯以荒诞派小说、存在主义哲理性小说给《鼠疫》贴上标签,而忽视这部小说的象征意义。当12年前SARS终被我们成功阻击,2015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正肆虐韩国时,再读《鼠疫》,我们看到“鼠疫”也是人类过去曾经经历、现在正在面对、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免的各种灾难的象征和缩影。
  存在是荒诞的吗?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不想荒诞,不想让同样荒诞的瘟疫在人世重现,那让我们先力求不去做逆天的荒唐事,细细品味一下这本力求以平淡的文风写就的小说,也许在经历了SARS,又感到MERS的威胁后你能读出不同的味道。
  “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过是生活罢了。”
    “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的,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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