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仗义保护军饷

核心提示: 我的父亲叫臧国庆,1924年生于司徒镇臧甲自然村,他一生务农,于1994年病故。

臧关林

我的父亲叫臧国庆,1924年生于司徒镇臧甲自然村,他一生务农,于1994年病故。

我儿时常听父亲讲述,他16岁在司徒欧甲村读完私塾,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他写得一手好字,既能说又能算,当时可算得上一个小知识分子。17岁开始他就经常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常到我家来的地下党领导人有康迪、韩章林、罗峰、何畏、小广东、王敖毅等同志。1943年10月的一天,司徒区地下党组织的财经股长孙玉秋因叛徒泄露,被伪军别动队中队长李瑞之杀害。1943年11月,地下党组织在周巷开会,他们看到我父亲为革命工作积极负责,为人老实本分,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经研究决定,由我父亲接任中共司徒区财经股长。当时我父亲明知这是掉脑袋的差事,但他考虑到革命的需要,毅然一口答应下来。他白天种田,晚上到处跑,帮助新四军收集军饷。

1945年秋,新四军北撤后,有20麻袋的新四军粮款藏在我家秘密的草房里。地下党派朱、陈两名警卫员,协助我父亲保护这20麻袋粮款。敌人怀疑我父亲通共产党,常到我家来抄家。有一天,敌人把我父亲抓到河阳青坟墩的来城庙拷问,关了两天一夜,因没有父亲通新四军的证据,地下党送些钱把父亲赎出来了。

一天,协助我父亲保管20麻袋军饷的两个警卫员,把我父亲叫到一边,悄悄地对我父亲说:“老臧,新四军北撤这么长时间了,他们肯定不能再回来了,因此我们俩考虑把这20袋子的钱三人分掉算了。你看好吗?”当时我父亲听了这话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下糟了,答应他们的要求万万不能,但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脑袋有可能马上就要搬家,也有可能他们马上会投敌,把我抓走,他们从中得到好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父亲迅速冷静下来,灵机一动说:“既然你俩决定了,我也没意见,今晚我请客,我们好好商量下。”当天晚上,我父亲备了些酒菜,朱、陈俩人准时赴约。席间,朱、陈俩人常给我父亲敬酒,夸我父亲够朋友。父亲趁机说:“既然我们是朋友,那就要做真朋友,互相之间要以诚相待。”然后父亲分析了国内形势说:“新四军很快就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再说新四军地下党组织还在,如果我们三人真的分了这20麻袋的钱,恐怕我们三人的钱还未来得及用,三人的脑袋可能早已搬了家。我们三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当家人,如果我们被枪毙,那这三个家庭怎么办,我们不能做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庭、更对不起革命的蠢事。因此这钱谁也不能分,谁分了是要杀头的。今天晚饭我请客,如果你们没钱抽烟了,我私人给你们一些钱,这事就到这里为止,谁也不能再提,这事我绝对保密,我用人头担保,你们尽管放心。”朱、陈俩人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认为句句有理,也很讲情义,就打消了分钱的念头,更不好意思暗杀我父亲。但他俩始终不放心,做贼心虚,怕我父亲告密就没命了,1个月后,他俩就偷偷地溜走了。

我父亲感到这么多钱放在家里太危险了,必须赶快送走,于是同地下党联系好,第二天先把钱秘密转移到杏村凌甲戴三儿家,再由地下党组织派人送到新四军茅山工委留守处驻地——行宫谭巷村,使这20麻袋新四军军饷完好无损。

责任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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