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为前艾田家村前出土石块
图2为“中、Τ、╋”形凹槽
图3为景安陵西、东石兽
阙强
今我市东北经山周围分布着6处南朝陵墓石刻，目前学术界公认这些陵墓石刻为南朝萧齐帝王陵墓前陈列物。由于萧齐一朝国祚短促，帝位更迭频繁，故其陵墓分布情况较为复杂且墓主不甚明确，现就相关史籍、陵前石兽造型，对丹阳经山周围萧齐陵墓分区、墓主身份以及陵园相关建筑设施等相关问题作些许探讨。
南朝齐梁两代帝王陵区绝大部分位于丹阳，最难能可贵的是丹阳南齐陵墓的山形地势及墓前风水塘仍保存完好。萧梁帝陵位于三城巷，原认为位于三城巷最南端的石刻为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所有，今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教授王志高已考定其实属梁武帝祖父母萧道赐夫妇陵墓前石刻。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与梁武帝修陵石刻相距约360米，在此二陵之间有一对小石柱，2011年距石柱不远处出土了一只与烂石弄石兽相仿的南齐时期石兽。据《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记载推测有可能为萧综墓前石刻，而对南朝帝王陵墓来说，无论是陵区内各陵之间，还是每个陵园之中主从墓之间，则以长者尊者居右为主，石柱及石兽位于修陵右侧，又不符合礼制……散布于丹阳东北部的经山周围的南齐帝陵又称武进陵，1965年至1968年，南京博物院先后在丹阳胡桥和建山公社清理了3座南齐时期的大型砖室墓，均被认定为帝陵，丹阳南齐帝陵相较于位于丹阳三城巷萧梁帝陵以右为尊“一”字排开的排葬方式则更为复杂，其中位于前艾田家村的南齐景安陵尤为特别，值得研究。
考证一：关于南齐帝陵石阙
长期以来，丹阳南齐帝陵石刻仅存有石兽，未发现其他完整可辨的陵墓石刻，但早在民国二十三年朱偰先生考察前艾庙南朝石刻便有“塘左岸更有石迹二处，半没水中，一盖为墓阙遗址，其一或为赑屃”的记载，另其撰写的《丹阳六朝陵墓的石刻》一文：“陵前遗物，仅存石麒麟一，头上双角，系位在陵的左边；至于右边一个，据当地人说，已经陷入池中，在池塘（石牛塘）西北部，我还发现石础一个，可能有神道石阙遗址。”当时朱偰先生将神道石柱称为石阙，通过这段记载可知景安陵附近还应有其他陵墓神道石刻构件未被发现。2019年12月，有人在前艾田家村景安陵石刻前平整土地种树时，在石兽西北处发现了一大批矩形石块，后被我市文物部门运至天地石刻园内保护，可惜这批石块准确的出土地点现已无法指认。
2021年5月初，笔者在天地石刻园内见到了这批石块（图1），它们与梁文帝建陵前的石基座相似，共17块，均呈规则的正方体和长方体形制，这些石块边上还凿有数个“中、Τ、╋”形凹槽（图2），还出土一块残缺的带有沟槽和棱脊的三角形残件。关于这些石块的性质不甚明确，通过检索史料《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嶷》文字记载，可知南朝宋文帝长宁陵前有表、阙、骐这样的构件。《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和卷四十《武十七王》的文中均提及了南齐王侯薨后请求立碑的事宜，故南齐帝王陵前石刻应当有神道石碑。另《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传》载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
由上述史籍可知“骐”即陵前石兽；“碑”即目前南朝梁帝王陵前最后一组石刻——神道石碑；“表”“标”表示石柱即目前南梁帝王陵前的神道石柱；“阙”即陵前的石阙，结合梁文帝建陵前石基座与景安陵前出土17方矩形石块分析，这些遗物应当为墓阙的石构件，且体量要大于其余陵墓前的配套石刻。参考四川雅安的东汉建安十四年的高颐墓前石刻的排列组合，依次为石兽一对、石阙一对、石碑一通，可知早在东汉时期便有类似的“表、阙、骐”这样的陵前石刻配置，丹阳梁文帝建陵前石础与前艾田家村出土的宽大的方形石块应当为陵前石阙的基座构件，参照河南太室阙阙身的结构可推断长条形的石块可能为垒砌阙身的石组件，“中、Τ、╋”形凹槽应是起到调整石块位置或连接加固的作用，极具辨识度的三角形石块残件应为阙顶部的阙檐，这批矩形石块的发现佐证了《南齐书》中记载的表、阙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石刻。
2021年5月2日，笔者与王志高先生一行在前艾田家村考察“景安陵”石刻时距东石兽北不远的田中发现了南朝时期的八瓣莲花纹瓦当及薄砖块，据《南齐书》卷四十五《宗室》记载，我们发现的这些遗物很可能为南齐帝陵神道旁寝庙等建筑设施所用砖瓦。
考证二：关于前艾南齐帝陵区
《南史》卷四《齐本纪上第四》：“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数百里不绝，其上常有无色云，又有龙出焉。”《乾隆丹阳县志》卷二《山》记载：“彭山在县东三十五里。”丹阳东北部自西北往东南分布着经山、黄泥山、丁山、嘉山等山脉，延绵不绝，南齐帝王的祖坟当及南齐帝陵便处于经山一带。在丹阳诸南齐帝陵中位置最为突兀的当属景安陵，它位于丹阳东边，远离丹阳东北部南齐帝陵较为集中的经山。
景安陵是齐武帝为自己选择的陵址，永明十一年（493年）齐武帝下诏对其身后事作了安排：“陵墓万世所宅，意尝恨休安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名为景安陵。”《元和郡县图志》《舆地纪胜》《景定镇江志》《乾隆丹阳县志》等历代史籍均记载齐武帝景安陵在县东三十一二里，故1988年国务院将前艾庙田家村前的南朝石刻公布为南朝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石刻。
齐武帝所说的“东三处地最东边”这句话很值得推敲，前艾庙此处的石刻远离经山相对聚集的南齐陵墓石刻，用“东三处地最东边”来定位此处则显得格格不入。如按地理坐标来看，“前艾景安陵”石刻为东经119°41′，北纬32°0′53″；金家村石刻为东经119°41′49″，北纬32°3′17″，显然前艾庙处的石刻并非最东边，而生活在南北朝末期的顾野王所编《舆地志》记载：“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顾野王活跃于南朝末期，他的记载则更为可信，景安陵在经山，绝无可能在前艾庙田家村处。
景安陵前存有二石兽（图3）均为雄性，西石兽曾于1957年向西平移15米，现间距约68米，是丹阳现存南朝石刻中间距最宽的一组，通过细致观察发现东、西两石兽体型体量明显不相称且两石兽并不正对。另狮子湾、鹤仙坳、金家村、烂石弄、水经山村现存南齐陵墓石兽均为一雄一雌，故前艾庙此处二石兽不属于同一陵寝所有，“景安陵”东边还有“麒麟村”和“小麒麟村”，两村相距不远，似乎预示着在其周围至少还有两处以上的南齐陵墓石刻，且墓葬等级有所差别。由于顾野王明确指出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经山，故前艾田家村前石刻的主人也排除了最可能是弑侄自立为帝的齐明帝萧鸾。如排除这些可能，那么前艾庙田家村前南朝石刻的主人是否可从史籍中检索到零星线索，作大胆推测？
《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和卷四十《武十七王》记载：“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子良临终望祖硎山，悲叹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既薨，遂葬焉。”金牛山即丹阳东北经山，《乾隆丹阳县志》卷二《山》记载：“经山，在县东北三十五里，昔有异僧讲经于此，故名。上有金牛洞，一名金牛山，一名金山。”萧子良为自己所选择的祖硎山葬地既能北瞻位于经山的萧嶷墓又可前望萧长懋崇安陵，若以墓南向的话前艾庙处的陵区的确位于最前端。由于文惠太子萧长懋先于齐武帝而薨，并未入继大统，故未能归葬位于经山南侧南齐帝陵区，再者齐武帝萧赜弃休安陵不用，另择东三处最东处的景安陵作为自己的万年吉地，有可能武穆裴皇后并未附葬景安陵。按照南朝时期以血缘上的母子关系来决定陵区位置来看，齐文帝崇安陵极有可能位于其生母裴惠昭休安陵次。前艾田家村周围很有可能是另一处南齐帝王陵区，由于特殊原因远离经山，另辟一地势开阔处作为陵区。
考证三：关于经山北侧南朝佚名墓
现经山东北侧分布着烂石弄南朝石刻与水经山村南朝石刻，自朱偰先生将此二处陵墓认定为齐前废帝郁林王萧昭业及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后，几乎已是不易之论。日本学者曾布川宽认为二墓位于水经山的里侧，与经山南侧的赵家湾、狮子湾、仙塘湾等相比显得较暗，加上水经山村石兽的翅膀尖端向下等特点，也可能是被废位的王墓的原因，将右侧的烂石弄石兽认定为兄长郁林王墓前之物，而左侧的水经山村石兽则为弟弟海陵王墓前之物，这两处陵前石刻主人认定为萧昭业、萧昭文兄弟。
烂石弄及水经山村南朝佚名两墓石刻，两墓东向，烂石弄南朝石刻居右，石兽作蹲踞状，北石兽完整，身长1.58米、高1.54米、颈高0.75米、体围1.7米；水经山村石兽作蹀躞状，南石兽身长1.85米、高1.45米、颈高0.65米、体围1.62米，北石兽身长2米、高1.51米、颈高0.73米、体围1.65米。一般来说，同一陵区内，具有父子关系的陵墓大多相距较近。从《南齐书》卷二十《皇后》以及前文所提及的萧综附葬梁武帝陵次的记载来看，均为父子相邻而葬。萧昭业与萧昭文二废帝同年（494年）被弑，均殡以王礼，故二废帝陵前的石兽体量及造型理应相似不应有如此差距，细观水经山村石兽造型与梁代王侯墓前的石辟邪相似，而烂石弄石兽造型相较于水经山村石兽则显得更为古拙，再结合南朝时期以右为尊的排葬方式，烂石弄陵墓石刻主人更为尊贵，两处石刻主人的关系应该为父子而非兄弟，几乎可排除经山南侧的南朝佚名墓主人为齐前后废帝。
要而言之，通过一系列实地考察，笔者可推测南朝时期陵墓石刻应该有石阙和寝庙建筑，前艾庙田家村处并非景安陵，此处应该有两处以上陵墓，是南齐另一处陵区，有可能分布着齐文帝萧长懋崇安陵及其生母武穆裴皇后的休安陵。另外结合六朝时期家族墓地排葬规律以及陵墓前石兽造型分析，水经山村及烂石弄南朝佚名墓石刻的主人并非齐前后废帝，此处应当为父子排葬。正如王志高先生所言：“事实上，根据现存石刻以及文献记载的线索，位于丹阳东北的萧齐陵墓至少可以分为3个陵区，远比三城巷萧梁陵墓分布复杂。”丹阳南朝陵墓石刻仍有待于进一步细致地考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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