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梦

核心提示: 至今为止,我总算悟出一个道理:人生路漫长,干工作、做事情,不一定非得牢牢吊死在一棵树上。

■朱香文

阿文是我的笔名。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朱乡文,听父亲讲:我生于一九六六年,那年正逢“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年头。当时农村父辈给子女起名字,大多与时政、社会背景相关,重名重姓多如牛毛。我出生在那个年代,名字顺理成章也带上“文”字,再加上在乡下出生,在“文”的前面又添加“乡”字,结合姓氏,就有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名字自从我爱上文学时,就感觉老土,朱乡文:单从字面上解释就是那种土得掉渣,甚至于掺和在泥巴里也找不出第二种颜色的土;这个名字也给初涉文学的我带来了很多烦恼。

于是我苦苦查阅了自古至今、历朝历代各个时期名家的笔名,发现连名带姓二个字的据多,如:屈原、李白、杜甫、鲁迅、巴金、冰心、老舍、茅盾……我突然感觉到二个字的名字真好。

一个偶然机会,我正在翻阅阿城的小说《孩子王》,看了作者简介,对阿城老师敬佩之心油然而生,我突然来了灵感:既然自己爱好文学,何不把笔名改为阿文呢?我为突然闪现的灵感兴奋激动,这个名字既亲切,又大气;既有大家风范,又寓意深刻。我为自己拥有这个笔名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骄傲。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开始了拿起笔,废寝忘食地爬格子,笔耕不辍,信心满满。投稿信像雪片样飞向全国各地文学期刊的编辑部,我做梦都想着自己的每篇文章变成浸染着油墨香的铅字,刊登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当代》、《十月》、《收获》、《人民文学》上,并且好评如潮,被其它报刊杂志选载、转载,各单位编辑的约稿信源源不断,让我应接不暇;我想象着自己站上领奖台,高举文学奖杯春风得意、威风凛凛的嘚瑟劲。同时也想好了上台领奖的获奖感言。

我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每天至少一万多字,洋洋洒洒。几乎五天一中篇,十天就可以完成一篇大部头长篇作品,而且全凭手写,一点都不敢偷懒。可事与愿违,往往希望越大,失望越多。有时付出和收获不一定成正比,那段时间,投寄出去的作品绝大多数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被编辑枪毙。还有一些稿件,编辑甚至连瞟一眼都没有,就又原封不动退回原处,当然也有一些很负责的编辑,本着对青年作者的关爱,在稿纸上圈圈点点,指指划划,最后在文末写上点评,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再封上牛皮纸给寄回来,对于这一类退稿,我非常感动,也很感激,常常一遍遍捧读在手,反复研磨,对编辑老师提出的每条修改意见,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拍案叫绝。

我写出来的作品,经过高人指点,进步很快;写作技巧也逐渐羽翼丰满。可惜在当时,业余作者仅凭发表作品所得的一点微薄稿酬养家糊口,图谋生计肯定是行不通的,即便是我即将走出写作误区,不受退稿信件困扰,但把文学作为主打产业肯定死路一条。

面对现实,我一方面把写小说的激情慢慢地冷却降温;一方面又结合自身特点,对症下药,扬长避短,选出一条弃文从医之路,与鲁迅弃医从文恰恰相反,鲁迅在当时是为了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用文字唤醒沉睡的国民,激发他们的斗志,毅然决然地弃医从文,他深深地知道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愤然写下了《呐喊》、《彷徨》等不朽巨作,他的笔锋犀利,如刀如剑更似枪,字字射穿敌人的心脏。而我出生在和平年代,国泰民安,生活富裕,弃文从医使我感到并没有任何过错。

也许我的右半脑比较发达,动手能力强,给我今后的牙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我从事牙医工作的三十二年里,我刻苦钻研牙医技术,为数以万计牙病患者解除痛苦,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成了当地一名名副其实的资深牙科名医。

至今为止,我总算悟出一个道理:人生路漫长,干工作、做事情,不一定非得牢牢吊死在一棵树上。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什么样的土壤种什么样的庄稼,其实我们人类在这方面也尤为相似,适者生存嘛,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现如今,我已年过半百,岁月在我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痕迹。经过多年打拼历练,我已彻底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并且过上小康生活,同时我的内心也不再浮躁,能够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读书做笔记。此时,我又重拾旧梦,重操旧业,把浇灭的文学梦“死灰复燃”,把几十年积累的丰富人生阅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缓缓地从指间流淌到笔端,跃然纸上。指不定哪一天,我会厚积薄发,创造出轰动当今文坛的经典之作,留芳百世……但愿这次真的不再是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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