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强
建陵石刻全貌
建陵神道柱石额反书文字
莫友芝题刻文字拓片
在丹阳1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朝陵墓石刻中，保存石刻最多，形制最为完整的当属位于开发区三城巷唐家村东400米处的南朝梁萧顺之建陵石刻，现存石兽1对，方形石柱础1对（共7件），神道石柱1对，龟砆1对。其中神道石柱石额上的阴刻文字是墓主人身份最有力的注脚，但古今学者更多地关注于南朝陵墓前石兽，对于神道石柱的研究尤其是关注神道柱文字本身及莫友芝题识的内容可谓寥寥无几。莫友芝题刻在建陵石柱上的题识是清代重要的金石考据资料，也是一篇简短的文物保护日志，笔者拟就建陵神道柱石额上的文字及莫友芝题刻展开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一、莫友芝的题刻
莫友芝（1811年～1871年）字子偲，自号郘亭，贵州独山人，晚清金石学家、书法家。同治四年（1865年），莫友芝任金陵书局总编校，定居金陵，得益于便利的条件，其在金陵附近访遍名碑古迹，并于同治九年在建陵神道石柱石额上留下题刻。
关于莫友芝的题刻内容载其著作《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之梁建陵阙：“此梁武帝父顺之之陵阙也，此正刻一石见欧阳修集古录而误属宋文帝，王象之已为举正，宋以后遂逸。此反刻一石，同治八年春，友芝始并访获，犹逸正刻‘太’‘祖’‘皇’三字，娄杨葆光乃搜出合之，九年初九月辛卯题记”。此题刻内容由于出自莫友芝著作而被广大六朝石刻及金石学爱好者奉为圭臬。但据笔者搜得的一些建陵神道石柱的民国拓片照片，再结合清陆增祥所著《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一梁太祖建陵二阙条的记载，发现莫友芝在建陵北神道石柱石额上的题刻与其著作中的记载有异，现将莫友芝的题刻内容准确完整地公布以正视听：建陵北神道石柱石额右侧从左至右竖着刻楷体“此梁武帝父順之陵闕也，其正刻一石見歐陽集古録而誤屬宋文帝，王象之已為舉正，宋以後遂逸。此反刻一石，昔人未有言者，同治八年春，獨山莫友芝始并訪獲。猶逸正刻太祖皇三字，婁楊葆光乃蒐出合之，九年秋九月辛卯友芝来觀题記。”石额左侧竖刻“梁建陵東闕”，南神道石柱石额右侧竖刻“梁建陵西闕”。
二、神道石柱的名称
丹阳建陵神道石柱完整的造型系由柱础、柱身和顶盖三部分组成。柱础,上部为覆盆状,浮雕一对环绕柱根的双口衔珠并交尾的螭龙,其下为方形石础,四面浮雕神怪异兽；柱身作隐陷直刳棱纹圆柱,柱身上端有矩形石额,俱阴刻文字标志墓主身份，矩形石额下方间饰有浮雕交颈龙纹及绳辫纹，顶盖为覆莲状，其上伫有一小兽,多为辟邪。
莫友芝将建陵神道石柱称作“东阙、西阙”,关于南朝陵墓前的神道石柱的名称莫衷一是，据《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墓前开道建石柱为标,谓之神道。”《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志四》载：“元嘉十四年（437年）震初宁陵口标，四破至地”；卷三十四《五行志五》又载：“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可知神道前的石柱称为标。《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疑传》云：“上（齐武帝萧赜）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骐 于东岗上。骐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帝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由此可知南朝帝王陵墓设置麒麟和阙源自宋孝武帝为其父辟建的长宁陵，此时称神道石柱为表阙。《金石录》卷一八：汉冯使君墓阙铭云：“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刺史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故清代著名金石学家莫友芝将建陵神道石柱唤作“东阙、西阙”，以致清末民国时期的拓片题签多题作“×××东（西）阙”，但从建陵神道石柱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称之为“南阙、北阙”更妥。近代研究者根据南朝时期帝王陵前的石阙题刻文字和造型，简称为“神道石柱”简明扼要，本文亦采用此名。
三、前人的考证及记载
从现存建陵石刻最早的照片1909年张璜来丹阳考察建陵时所拍的照片可以看出当时建陵北神道石柱仅存一半柱身，南神道石柱保存基本完整但上部构建遗失。据《隆庆丹阳县志》载：葬梁武帝及母张后，有紫云香泉之祯，隧口石麒麟起舞，旧有两碑在陵门，题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字画反左相对，今不存。另《乾隆丹阳县志》载：碑二，其一在陵门，题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字画古茂。陵所一碑岿然高耸，八分书。又一碑堕田野中，雷火焚击，剥落无字。可知建陵神道神柱石额在明清时期已经被雷电击中而坠地破碎，由莫友芝的题刻和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可知坠落的当为南神道石柱正书文字石额。再回到莫友芝题刻内容本身“其正刻一石見歐陽集古録而誤屬宋文帝，王象之已為舉正”。欧阳修在《集古集》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别无文词，惟以此为表识尔。
这是最早对建陵神道神柱题额铭做出简单描述的记载，只是限制于当时的交通以及拓片资料，欧阳修并未到达丹阳作详细考证而误认为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陵前神道石柱。驳正北宋文学大家欧阳修考证的是南宋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在其著作《舆地碑记目卷一镇江府碑记》对建陵主人作了举正：梁太祖文皇帝神道碑在丹徒县之三城港文帝陵下。南宋王象之于宝庆年间，著成宋地理学名著《舆地纪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王象之博学多识，仕宦之余，收集地理书及诸郡县地志、图经，随时编集，较之于欧阳修，他对南京集丹阳周边的山川古迹更为精通，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宋文帝葬于南京的蒋山（紫金山），准确地指出梁文帝陵在丹徒三城港。莫友芝认为宋以后正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石额已经散失了，反刻石额古人也没有再提及。同治戊辰秋（即同治七年）莫友芝在江宁上元县监拓了一批萧梁全碑的拓片，拓片上多钤印“同治戊辰秋莫友芝监拓”印章，可见莫友芝不仅是金石学家也是碑帖收藏家，并精通传拓技法，莫友芝极有可能是为了集全萧梁全碑拓片，于次年春来丹阳寻找建陵神道石刻，这也是他在建陵神道石柱石额上题刻的缘起。
同治八年春，贵州独山县人莫友芝开始寻访并获得反书神道石柱石额，但他仍没有找到失散的正刻“太、祖、皇”三字。最后由江苏娄县人杨葆光在残石中搜得并将带字残石拼合，同治九年秋九月辛卯，莫友芝再次来到丹阳建陵观摩并题记。
关于杨葆光搜得正书“太、祖、皇”三字残石的始末在其《梁建陵石阙字跋》作了详细记载“予以同治己已（1869年）夏至曲阿，检邑乘陵墓门，有云建宁陵石柱题字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旁有一隶字碑，倒榛莽中，问之土人，无知者。以为时经兵火，志不足信也。其年秋，郘亭叟莫友芝致冯直牧渭书云：“建宁陵尚有二石麟、二石柱，柱额堕地。每额四行，行二字，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一右读，一左读，右读者右边失三字，属直牧访之，直牧以属余，复偕土人踪迹之。如郘亭叟言，右读一碑，“祖”“皇”字缺，“太”“文”“之”字缺其半。因于残石中索之，得一石，而“太”“祖”“文”字获全，只“皇”“之”字缺其半耳，二碑本立华表柱头，已雷劈堕地，旁无所谓隶字碑者，复于直牧。直牧命工拓之，以遗郘亭叟，且谓予曰：“使缺者复完，子之功不浅矣，盖其志缘起，以为斯碑幸乎”题识既竟，分赠拓本，其后郘亭叟复于碑旁镌数字以传久云，庚午二月。”
从杨葆光的记载可以看出莫友芝从建陵悻悻而归后，仍然对丹阳建陵神道神柱上所佚的文字念念不忘，莫友芝还写信嘱咐好友冯直牧寻找，而杨葆光受冯直牧的嘱托，再次请来建陵附近的村民帮助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杨葆光在一堆残石中搜得一块石头，使得建陵南神道石柱“太”“祖”“文”三字完整不缺，只是“皇”“之”字尚缺半字，观清末民国时期的建陵南神柱石柱题额拓片确凿无疑。为了记录破璧重圆的时刻冯直牧命令拓工立即传拓，将拓本赠予莫友芝。
四、建陵神道柱正反书
建陵南北神道石柱石额上的阴刻文字，内容均为“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南神道柱从右至左每竖行刻二字，每字均为正刻符合古人正字顺读的习惯；北神道柱从左至右每竖行刻二字，每字均为反刻为逆读，称之为“反左书”，莫友芝在题刻中称之为“正刻一石”和“反刻一石”，类似于白文印章镌刻，印面为阴刻反字逆读则印蜕为阴刻正字顺读。建陵神道石柱上的文字互为镜像，细观并不能完全重合，反书文字是书法家刻意创造的另一种书体，正书文字和反书文字由书法家分别写就，再由工匠刻于石额之上。
目前南朝反左书实物仅存两处，一处为南京栖霞区十月村的萧景墓神道石柱，一处为丹阳萧顺之建陵神道石柱，难能可贵的是建陵正反书均保存完好。关于神道石柱上出现反左书，民国时期的学者卫聚集贤认为石柱上刻文字是为了宣扬祖德和传拓文字，卫聚贤不明传拓技法，以为传拓反左书即能得到正书文字，其实非也。当代学者巫鸿认为六朝时期玄学盛行，神道石柱上正书文字是写给凭吊者看的，而反左书文字是写给墓主人灵魂看的。但细观建陵神道石柱两石额为面向神道且与神道平行，墓主人的灵魂需偏离神道这一轴线绕道反书背后才能看到正书，不合情理。我们再回归到建陵众多石刻本身，反左书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细看陵前两石兽，南兽头稍偏向东，且右前后两肢伸向前左前后两肢居后。北石兽头稍偏向东，而左前肢伸向前。再绕到南北石龟砆背后细看龟的尾巴，可以发现南龟尾巴甩向东，北龟尾巴则甩向西。细观这些石刻的细节都是以神道为中轴线而南北对称，而特意设置的，所以正书文字及反左书文字也是为了追求对称而故意为之。
对于建陵神道石柱上文字本身的记载有《乾隆丹阳县志》载：“碑二，其一在陵门，题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字画古茂。陵所一碑岿然高耸，八分书。又一碑堕田野中，雷火焚击，剥落无字。清乾隆吉梦熊《梁建陵反正书跋》云：梁代陵华表刻文皇帝之神道，字画大于瘗鹤铭，余于壬寅冬出北郭，携墨工拓之，一系正书，在左石上，一系反书，在右石上。”从上述记载可知关于建陵神道石柱上正反书文字的描述前人大多以“字画古茂”“字画大于瘗鹤铭”等模糊的词来形容。笔者观清末民国时期的建陵东西阙拓片可知，石额长约128厘米，宽约68厘米，以“文”字为例，该字长约19厘米、宽约22厘米，字画大于瘗鹤铭绝非虚言。文字本身“太”“祖”“文”“帝”“道”等字的长横笔画多用波挑仍有隶书蚕头燕尾的笔法，再观反书“太”“文”“之”“道”四字行笔多用楷体，但出现隶书的捺笔画，肥硕而不失灵动飘逸之感。“太祖文皇帝之神道”柱额文字笔力老劲，意趣古雅，其书体为楷法而略带隶意，隶楷融合自然，楷隶互间，古拙质朴，结体疏密有致，行笔舒缓从容，为南朝齐梁时期隶楷书代表之作，是研究南朝书法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五、神道石柱碑额的归宿
在杨葆光搜得残石后四十年后，神道石柱石额的价值得到丹阳官方的重视和保护。据张璜《梁代陵墓考》载：“一九○九年五月,丹阳县署为免将来之损失,欲将此二碑移入城中,曾以七十人共扛反书之石,费尽力量,仅将其移去二里……十六日，余与腾君固、荆君林，及长子偰，亲往调查、测量、摄影……存石麒麟二，已倒于地，神道石柱二，其神道石额已移置于丹阳城内公园。”
建陵两石兽于1957年扶正入座，从1986年安·帕鲁丹所拍摄的建陵照片来看，此时建陵南神道石柱破损严重坍圮于地，石额不存，估计此时仍在丹阳县文化馆内。到1990年两神道石柱按原址修复，才将早年移至他处的两块神道碑石额安装在神道石柱上端原来的位置。1999年4月由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所对丹阳南朝陵墓石刻文物保护进行规划设计。2001年4月按规划设计要求对建陵进行了化学保护处理，对石刻表面裂痕进行封护，较大面积裂隙进行了有依据的灌浆加固补配，南石兽缺失的四足及尾部用同石质石材进行了补缺复原，石刻四周进行了排水系统设置，加填了土方，解决了水害侵蚀。建陵神道石柱虽历经千年风雨剥蚀和雷电焚击，但经过有识之士的搜寻和保护，后人才能一睹建陵神道石柱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