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强
六朝破岗渎路线示意图
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六朝时期的马车模型
丹阳郊外集中分布着南朝陵墓石刻组件，以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尤为完整精彩，今存石麒麟二、神道柱二、石龟趺二。这11处26件陵墓石刻体形雄浑硕大，每只石兽长约3米、宽1米、高约3米，每只石兽重10余吨。其中，位于大运河与萧梁河交叉处的陵口镇一对石兽身长约4米，高约4米，每只重达30余吨。这些庞大笨重的石刻运至陵区绝非易事。笔者根据历史文献考证后推测：这些在建康制作完成的石刻，极有可能是通过自京口至兰陵的丹徒水道运达陵区，或沿着公卿贵族谒陵的路线（破岗渎）运至陵区。
一、丹徒水道与破岗渎
丹阳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其中丹徒水道和破岗渎水道历史悠久且尤为重要。成书于南朝刘宋的《京口记》第十七条中记载道：“有龙目湖，秦始皇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三千人凿此三湖间长岗使断，因名丹徒，今水北注江也。”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丹阳县，本旧云阳县也，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可知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凿“丹徒、曲阿”形成丹徒水道。《光绪丹阳县志》卷二载：“运河自京口引江潮达丹阳。”可知丹徒水道北起镇江古运河入江口（京口闸），南至丹阳吕城镇边界，丹徒水道作为后来镇江大运河的雏形，逐渐成为沟通吴越地区的重要交通水道。
到三国时期孙吴定都建业，孙权考虑到军粮、物资等因素，为便捷江南地区到国都建业的航运，避开涉长江风浪之险，经内河直达建业，下令在今句容市境内开凿了一条穿越宁镇山脉的“破岗渎”。破岗渎最早记载见于《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赤乌八年（245年）八月条：“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更为详细的记载见《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赤乌八年（245年）八年条：“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仍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号方山埭，今县东南七十里。”
“案，其渎在句容东南二十五里，上七埭入江宁界。初，东郡船不得不行京行江也，晋、宋、齐因之。梁避太子讳，改为破墩渎，遂废之。而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埭，入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后至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更修破岗，至隋平陈，乃诏并废此渎。”
两处记载均提及“云阳西城”，据《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云阳东、西城，在延陵镇渎南。二城相去七里。当丹阳、句容分界之所，即吴楚之境也。吴赤乌前已有之。”另《舆地志》载：“延陵县西有东云阳、西云阳二渎，相去七里，与句容县接境，赤乌中所凿。”《至顺镇江志》注解延陵镇即故延陵县。再结合前文所引史料，破岗渎“上七埭入延陵”可知破岗渎的东端“云阳西城”就在今丹阳市延陵镇境内。将“云阳东城、云阳西城”与“东云阳渎、西云阳渎”结合起来看，再根据《隆庆丹阳县志》和《光绪丹阳县志》地图可知东云阳渎和西云阳渎应是分别起于云阳东城和云阳西城的人工运河，即今沟通丹阳市区与延陵镇的简渎河、香草河。香草河源于句容茅山北麓诸水，经过丹徒区宝堰镇流经丹阳九里村，西北行至丹阳，在丹阳城南与简渎河水往东汇入江南运河。
破岗渎自小其（今句容春城镇附近）向东穿过宁镇山脉到达今丹阳市延陵镇南，并与丹阳原有河运相接，山岗凿开后，因河道纵坡较陡，陈勋在方山修筑大型水坝，即方山埭。埭即拦河坝，可以将运河一节一节拦断，分成梯级，坝与坝之间可以蓄水、平水，节节通航。为了调节水位便于行船，陈勋从方山埭开始，沿着破岗渎全线修筑了14座埭，每座埭附近都设置旅店、商户和仓储设施。从此沟通了建业秦淮河与太湖水系、杭州湾地区的漕运，从而加快了政治中心建业与三吴地区的经济交流。
二、石刻运输路线和方式
关于丹阳南朝石刻组件的运输路线，史书只有零星的记载。
据《舆地志》：“梁大同元年，作石麒麟。自京口由曲阿中丘致陵所，初甚难，近陵二十余步，忽如跃走。”又《南史》卷七记载梁武帝回乡情形：“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因改名北顾。庚戌，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县奉迎候者，赡恤各有差。”
由此可知，梁武帝回故乡兰陵的路线应该是从建康过京口达兰陵即通过丹徒水道，运送南朝石刻应该也是这条路线。
再查阅《舆地记》得到另外一条线索：“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埭西，为齐梁二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有亭，有营户守典之。四时，公卿行陵，乘舴艋，自方山由此入兰陵，升安车，轺传驿所，以致陵所”。也能推测出当时运送南朝石刻可以沿着公卿行陵的路线即自秦淮河达方山埭经破岗渎达兰陵。
到达兰陵后，去具体陵区的路线，按《至顺镇江志》卷十二载：“其地有港，名萧塘港，直入陵所，陵前有石麒麟高丈余。”又《光绪丹阳县志》卷二载：“萧港在县东二十七里皇业寺前，直入陵口。”可知萧港为运输途中一个重要标志，到达萧港便达帝陵入口了，后沿萧港北上抵达陵所。再通过查阅各个时期的丹阳县志中的地图及到陵区实地考察知：齐梁两代陵区集中分布在今陵口以北，由陵口北上萧港先连接一条东西向的水系九曲河。九曲河向北至少有5条分叉的支流，其中1条抵达三城巷的南梁陵区，另外4条分别抵达水经山之麓赵家湾、狮子湾、仙塘湾、金家村的南齐陵区。由此根据地理空间和陵口以北水系可知，当时运输这些南朝石刻组件是借助这些发达水系。
待石刻从水道运达陵区上岸时，便用车借助人力畜力运至具体的陵地，据《隋书·五行志》载：“梁大同十二年（546年）正月，送二辟邪于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独角者将引，于车上振跃者三，车两辕具折，因换车。未至陵二里，又跃者三，每一振则车侧人莫不怂奋，去地三四尺，车轮陷入土三寸。”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1500多年前，运送如此庞大笨重石刻的艰难情景。
通过石麒麟压断车辕可知，当时在运送石刻组件时用到了车。据《梁书·候景传》载，侯景之乱时“造诸攻具及飞楼、橦车、登城车、钩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车至二十轮。”由记载可知南朝时期制车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并能根据使用场景制作专门的车辆。因此在运载陵墓石刻组件时，当时的工匠应该制作了特定的运输车辆，通过石麒麟从车上震动掉落来看，这种车应该是比较低矮且车身没有围栏的平板车，为减小对地面的压力和车身的颠簸，很有可能增加了车轮数量，使用这种低矮多轮的平板车借助人力、牛马畜力将大型陵墓石刻运达具体的陵地进行安置。
三、结语
由前文推论，丹阳南朝陵墓石刻是从当时的都城建康运达兰陵的，运输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是自建康从长江入京口闸沿丹徒水道南下，达陵口萧港后沿萧港北上进入陵区，沿着分叉的水道将石刻组件分别运送到赵家湾、狮子湾、仙塘湾、金家村的南齐陵区和三城巷南梁帝陵区。另一条推测为沿南朝时公卿谒陵的路线：自秦淮河经方山埭通过孙权开凿的破岗渎到达云阳西城后往东入西云阳渎，借着水势往北直驱丹徒水道后通过萧港等分叉水系将石刻组件运达帝陵区域，上岸后通过车和牛马牲畜的力量将石刻组件安置于具体的陵区。通过分析丹阳南朝陵墓石刻的运输途径可以窥探，江南地区的水道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凿，六朝时期在秦汉的基础上进一步疏通了各大主要水道，尤其是江南运河的开凿连通及破岗渎的开凿启用，大大促进了水陆交通的改善，水陆交通的发展与水利工程的兴修迎合了军事的争夺和政权的稳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水利事业的完备及快速发展，促进了江南经济区的形成，加速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对于六朝的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