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符向军
24岁的广西姑娘梁钰娟是从一张河南来的法院传票上得知自己“婚史”的。传票显示，这个从没去过河南的姑娘，两年前在河南省安阳市登记结婚了。法院要求她2019年1月21日出庭，案由是“离婚纠纷”。她哭笑不得，从没结过婚的自己，怎么会被一个陌生男子起诉离婚呢？
归根结底，此事的症结还是公民身份证遗失、挂失补办后，原有身份证并未“注销止用”，依然能够继续使用，导致“只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的民政部门在身份证、签名等“手续齐全”的情况下，给新郎和冒牌“新娘”办理了结婚证，继而有了“新娘”骗婚骗钱后失踪情形和后续的离婚诉讼。
理论上，小梁提供身份证挂失证明、补办记录，对簿公堂时原告也认可此“梁钰娟”确非彼“梁钰娟”，法院当可认定小梁的确是被冒名了，并非适格被告，进而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然后小梁可以凭借法院的裁定书，要求民政部门撤销他人冒名的婚姻登记，如果民政部门仍拒不办理，还可提起行政诉讼。
饶是如此，对欲恢复“清白之身”的小梁来说，也是够“折腾”的，不但要向工作单位请假往来广西、河南数千里奔波，还要自掏腰包花销不菲。此外，即便一切顺利，此次的“被结婚”被河南的民政部门撤销作废了，但谁又能保证今后在其他地方，小梁再也不会遭遇“被结婚”，以及随着最近个税APP上线，屡屡爆出的“被法人”“被就业”等侵权现象呢？
追根溯源，要想彻底解决类似小梁这种身份信息被冒用、侵权的现象，必须要有治本之策，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应做好公民权利保护的事前防范工作，而不是让遭遇侵权的人们事后想办法“自救”，奔波折腾在四处维权的路上。
《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公民身份证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但需意识到，被不法分子用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身份证，其中有一部分是他人遗失、被盗的，尽管原持有人已经到公安部门申领补办了新身份证，或者到报纸电视等媒体刊载了挂失公告后再予以补办，但先前遗失、被盗的身份证并没有因此销号作废，不“注销止用”，照样能够正常使用，这就给不法分子从事非法活动钻了极大的法律空子，让公民身份证的“唯一性”名不副实，也给原身份证持有人、他人和社会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和纠纷，严重破坏到生产、生活、金融、治安等社会秩序。
尽管早在2010年，公安部就曾明确宣称“身份证丢失无需挂失，被冒用不担责”，但并没有刹住不法分子冒用身份证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猖獗之势，也没有减少被冒用者的现实麻烦和安全恐慌。毕竟，银行、民政、电信等部门没有实质审查身份证真伪的能力，只能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进行形式审查，不能对之苛责。
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是公安部门补强身份证管理短板，借鉴银行卡“挂失止付”、注销失效等做法，今后对公民到公安派出所新办、补办身份证的，视为挂失注销原身份证，并通过技术手段将原身份证也一律“补办销号”“注销止用”，同时建立与银行、电信、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便于相关职能部门在办理业务时予以及时审核，这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相关违法犯罪现象，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水平，维护法律的权威。这在现有技术手段上并不应当存在多大障碍，尽管相关部门可能会耗费相当大的管理成本，但“权为民所使、利为民所谋”更应成为首选，尤其在简政放权、便民利民的当下。
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秩序，打击违法犯罪，保护公民信息和生命财产安全，是公安机关的天职。针对非法买卖、冒用身份证等侵权违法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同时实现科学管理，提升身份证的识别度，解决二代身份证挂失后仍可被使用的问题，实行身份证“补办销号”“注销止用”，公安机关当有所为，这也是法治的本义。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