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扬
1975年，秋日的一天，美国圣母大学的校园里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橄榄球赛。比赛进入尾声时，一位身材矮小，甚至算不上强壮的队员替补出场，观众席立刻响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这位叫鲁迪的球员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亮相，他用八年时间只换来了短短的几十秒上场时间。比赛结束后，他像英雄一般被队友们高高举起，在人们的簇拥下离开了球场，从此那里再无球员获得过这样的荣誉。1993年，有导演将这件真人真事搬上大银幕，电影名是《追梦赤子心》。
观赏励志的体育电影，人们通常只关注体育竞技本身，却忽略了赛场外的努力，不如让我们先了解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要考圣母大学究竟有多难。
圣母大学，创办于19世纪中期，它存在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清华和北大。长年稳居美国20所顶尖大学之列，还曾诞生过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在电影的前三十分钟，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整天拿着书本，埋头苦读，用了四年才考进这所大学的鲁迪。
书，已经成了励志电影里必备的道具，它让主角在千难万险中突出重围，它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如果要为成千上万的电影道具颁发终身成就奖，我想书一定会得到提名。
读书，不是文人之间附庸风雅的谈资，更不应当是闲暇时被随意翻开的一本通俗小说。许多人在书中找到了目标，获得了知识，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一大批的企业家崭露头角，他们现在已是众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这些企业家们的创业过程恐怕是任何一个影视编剧都臆造不出的，而承载着知识的书本又再次成为这些传奇故事中的最佳配角。
比如“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1963年初中毕业后，为减轻家庭的负担，宗庆后去舟山的茶场工作，后来又成为了下乡的知青。茶场生活不易，种茶，割稻，烧窑，那时的宗庆后和其他年轻人的想法一样，总想出人头地，总想做点事情。然而别人只是空想，他却把空余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他认为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到处去找书来看。
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33岁的宗庆后回到了杭州。茶场的艰苦岁月磨砺了他的意志，而书本的知识滋润了他的灵魂。后来他开始筹备组建了娃哈哈集团，1996年，娃哈哈纯净水诞生。苦行僧式生活的宗庆后信仰勤奋，更注重读书，工作再忙也依然保留了这个习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伴随他整个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选集》是他管理和企业战略上一直奉行的“圣经”。
读了宗庆后的创业故事，我立刻联想到的是美国另外一部励志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如果当初克里斯·加德纳不将他自己的故事写成自传小说，恐怕没有人会知道这位富有的美国商人兼投资家是如何一步一步迈向成功的。书是痛苦的解药，也是他面对贫穷和逆境时反抗命运的武器。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令人难忘，克里斯是一名医用扫描仪的销售，他身无分文，只有修好手中的扫描仪才能为孩子购买食物。他一夜未眠，月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正好落在了他手捧的一本书上……此时读书的象征意义已不言而喻，是希望，是逆天改命的唯一的机会。
世人皆渴望成功，但遇到失败便开始了抱怨，抱怨是无用的，可读书有用，书的厚度决定着人生的厚度。世人皆仰慕名人，但遇到名人又开始质疑自身，质疑也无用处，但读书有用，它能缩小平凡与伟大之间的距离。即使这距离已是遥不可及，但龟兔赛跑的寓言又提醒了我们，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终将成就别人眼中的伟大，须时刻谨记这一切都建立在勤奋好学，埋头读书之上。
中国最年轻的一代已经离不开手机了，而他们的父辈在年轻时离不开的是书，这样的现状让人担忧。当抖音、网络直播、手机游戏完全占据了人们的阅读时间，人们的知识水平将永远停留在那里，没有创新，没有思考，最终伴随着他们所热衷的娱乐方式而消亡，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生而为人，我必不会有翅膀，但鸟儿有；若我弃书而不读，鸟儿亦不识书册，我竟不如一只鸟了。鲲化鸟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在《逍遥游》中借物而咏怀，身体虽不能击水三千，却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胸怀能像巨大的鹏鸟那样扶摇直上。翻开一本书时，那一张张纤细的书页就像鸟儿的翅膀，它们便是我的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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