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阳
“大跃进”时代的漫画
1958年以后，受“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我国开始“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良好的愿望，并没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挫伤了国民经济的元气。此外，中苏关系恶化，苏修逼债，内忧外患，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在丹阳，1958年10月各地响应号召成立人民公社。农村也普遍办起公共食堂。食堂供应也由原来的“放开肚皮干革命”的尽吃尽喝，改为每人每日粮食供给“三两六钱”。广大农村人口开始与饥饿和死亡作斗争。家家户户一开始还能把从食堂打来的稀饭，掺些马兰头、花哒哒等野菜和大麦餀勾芡，进行二次加工后，来填充全家人的肚皮。后来野菜没了，山芋叶子、胡萝卜樱子、麸皮、细糠成了辅助填充物。再后来，“观音粉”（沟塘里深埋多年的淤泥）也被饥饿的人们用来摊饼子。在饥饿面前，人们没了尊严，丢弃了标准，一切以“生存”为最高目标。为了生存，有些姑娘舍身屈嫁有点小实权的糟光棍；为了生存，有人趁着黑夜，摸到本村或邻村的田地里偷挖山芋、胡萝卜。为了后代生存，家中长辈尽量省吃，宁可自己饿死，以换取晚辈幼小的生命。
1959、1960、1961这三年条件最为艰苦，“老人家饿得见阎王，小伙子饿得举拐杖，小把戏（儿童）饿得似螳螂，队干部吃得蹲粪缸”。这四句甚为流传的顺口溜，是当时最生动、最真切的写照。这三年，有的直接饿死，有的因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患病死亡，有的因不忍自己或家人饥饿，去偷抢能吃的食物而死于非命。以司徒公社为例，到1961年，总人口已不足万人，死亡率占全公社人口的29.73%；因饥饿图生存而外流谋生的（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就达1286人。这1286人，以家庭为单位，核计841户。
1960年9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1966年，全国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国民经济调整任务，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64年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反华势力日趋猖獗，中央提出“三线建设”、“准备打仗”的战略构想，加强战备，我国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进行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从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线建设，也使得部分丹阳籍的现役军人、知识分子、产业工人和农民有了献身国防事业的机会。许多失意的有志青年，收拾行囊，抛家别子，向西到二线、三线的工矿企业谋发展。这大大改变和影响了丹阳农村家庭的生活结构。
从1959年到1966年上半年，有过“跑江西、下福建、下四川、上兰州”外流谋生经历的丹阳农村男性青壮年就不下3万众。拿司徒镇大士院村为例，这个村民风淳朴，长期以来信奉“耕读传家”的遗风，男丁一般不轻易外出谋生。然而，在这几年困难时期，该村不足60户、人口不足260人，青壮年男丁有上述经历的就达42人。成功谋到工作，改变人生和家庭命运的只有4位。在原司徒公社不足5000户家庭中，各村因成功外流而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达891人。因获得工作不易，这些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能勤劳、刻苦，积极表现。他们上世纪八十年代退休前，大都是生产技术骨干或单位领导，其在丹阳的妻儿老小也因为家中有一个当“国家工人”的丈夫或父亲，该家庭在农村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大大高于其他普通农村家庭。村上困难家庭因急需而借钱的，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有“国家工人”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子女上学、就业或当兵，也优于其他家庭。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家庭经济相对宽裕，找人、托人办点事相对容易些。甚至，连子女亲事的说合，也比纯农业家庭的子女来得轻松、方便得多。
还有一点不容疏忽，这些当年的外流人员，对丹阳的镇村工业的起步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的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