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变味的1967年春节

■杨腊胜

在我参加工作第二个年头的1966年,中国历史翻开了沉重的一页。就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一切传统习俗和事物必须重新接受审判。新的价值标准通过口号和大字报的形式进驻村庄,广大村民们除了日常生活中更加谨慎外,多少年来保留在我们这个村庄的年味也悄然消逝了。

大街小巷贴满了用红纸书写的“破四旧,树新风”的口号,一切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必须砸烂。过年不能贴春联,不能祭祖拜神,不能放鞭炮,不再举办群众喜欢的任何文艺活动,村庄里没有以往的舞龙舞狮、荡花船的热闹看了。各大小神庙被捣毁夷为平地,部分石板、石柱被用于当地水利建设和码头,就连庙地址也批给村民作了房基盖起房屋。祠堂被封锁,杀鸡宰鹅的现象也见不到了,连养只母鸡,家前屋后栽棵果树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你走在大街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新年的第一天。

那时候的村庄,都是各家各户前有住房,后是竹园,一排排一棵棵的竹子生长在农舍和村庄的周围。村民们凭借这得天独厚的篾竹资源,多数农户们利用起早摸黑和阴雨天,编织竹篮和篾制品到集市上出售,维持平时家用。一时编织竹篮的手艺遍及前后三个村庄。其中最为突出的算村上残疾人张纪发,他从小不能行走,常年住在两间低矮的茅草破房里。为了生存他靠自己的一双手,刻苦钻研竹篾编织技术来养活自己,他编织的篾器不但美观大方而且经久耐用,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他原打算在年底编织好竹篮上市场卖个好价钱,可是,在那天夜里十几个红卫兵闯进破屋,强行没收了他的全部家当——大小竹篮和用于编织的工具,使他真正失去了唯一能养活自己的经济来源。临走时,这些人恶狠狠地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彻底斩断尾巴。原本想过个安稳年,谁想到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临近春节时,有一位艺人来村上说书演出,村民们无论男女老少吃过晚饭都会准时前往观看。当时说的是“岳飞传”,其中有“岳飞枪挑小梁王”、“岳雷挂帅”、“王佐断臂说书”和现代评书“战斗的青春”,故事内容真是一环扣一环,引人入胜。特别是说到“气死金兀术,笑死老牛皋”时,全场掌声不断。演出即将结束时,造反派一帮人闯进屋内围攻了那位艺人,他们说这是在宣扬封建迷信,为才子佳人歌功颂德,必须立即停止演出,赶快离开。艺人只能低声哀求道:“我只是个残疾人,凭着自己的力所能及,混口饭填饱肚皮罢了,别无他求。”第二天那位艺人只好打起行李艰难地离开。在村口大家依依不舍,看着他那一瘸一拐远离而去的背影。在那个特殊年代,又有谁知道那个艺人的年是怎么过的。

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敲锣打鼓放鞭炮声。就连村头、田野上平时总是在响的高音喇叭也似乎停止了,村庄、街头恢复了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准备过年了,也许他们在想着下一个目标该造谁的反了。

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我在矿石机里听到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为了让金门等岛的同胞及将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大年初二一大早,各行各业就要开工了,耳边又响起了生产队队长的哨子声声,我也和大家一样,拿起劳动工具到田里去,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老队长穿件破旧棉袄站在田埂上,粗着嗓门高喊毛主席指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破四旧,立四新”。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新的一年开始了。

那时清楚记得,生产队1967年的春节放了两天假——大年三十和初一。大年三十生产队给每个社员发了四两猪肉。猪是生产队自己饲养自己杀的,肉价按7毛3分计算,在每户年终分配中扣除。

邻居大伯家当年只有他和妻子两个劳动力,一个甲等劳动力一天争的是一个工,做一个工日大约2毛8分钱,当时还算得上高工价。那时猪肉是7毛3分一斤。那分回的猪肉烧的时候只是加一点盐和酱油,在清水里一煮,就觉得香喷喷的了,大人们舍不得吃,都让给小孩了。那真是“四两猪肉除旧岁,半斤豆腐过新年”。在那个年代,人们只能希望今年盼着来年好,哪里知道明年还是穿件破棉袄。

如今社会不断在进步,生产快速发展,各种物资供应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每当除夕夜,面对满桌丰盛的菜肴,与那时候过年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责任编辑:吴淋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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