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建军
最早往书店跑，是在70年代末期。那时上小学，刚学识字，学校要求小孩每人买一本新华字典，大概一块多钱。我回家没有跟大人说，怕添大人的负担。星期天，和村上的几个小孩，步行十多里地到吕城街上，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找到新华书店。书店是新的，“新华书店”四个毛体的字是红的。怯怯地走进去，纵深的几间房，南北向的几架书柜，堆满了书，都是一些什么书，当时是看不懂的，只是感觉书店很大，书很多。在小孩的叽叽喳喳声中，终于找到了老师布置要买的新华字典。同伴一人拿了一本，纷纷交钱去了，我也拿了一本，摩挲好久，还是放回了书架，我口袋里没有钱。回去的路上，别人都很兴奋，我只能默默。
上语文课，我就有了惧怕，怕要用到字典，怕老师问为什么没有字典，担心了很长一段时间，也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跟父母讲了，说要一本字典。父亲轻微叹息一声，没说什么。记得是在一个稻黄棉白的季节，天已经冷了，父亲从街上回来，喜喜地掏出一本字典，长长厚厚的，绿面子，封面写着的是“现代汉语小词典”，不是新华字典，查字方法还与新华字典不一样。聊胜于无吧，上课的时候，就坦坦然然地查字，慢慢的也用习惯了。待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是用着那本长长厚厚绿面子的现代汉语小词典，依然半新。而课余，也到街上的新华书店转转，“新华书店”四个字残缺了两个，书店里感觉很是逼仄，没有人，书架上散散落落的几本书，落满了灰尘。
90年代初，我在扬州读大学，平时去的最多的就是扬州古籍书店了。经常是星期天的下午，来到古籍书店，随意的翻翻看看，淘得一两本打折的书，夹在腋下，一路迎着落日的余晖，走回学校。有一次，在古籍区看中一套厚厚的《王阳明文集》，翻了半天，买与不买，我迟疑不决。一个老柜员善意地对我说：“青年人不适合读这样的书。”他说王的思想不合当下，当下的青年人应当感受时代的脉搏。我很惊讶于一个普通柜员的见识与个性。
当年买的书，大部分都是特价书。常常是半折乃至两折一折。既可以淘到许多来自西方的文学哲学著作，也可以淘到一些古籍。我的大部分零花钱，都用来买这些特价书了。乃至毕业时，好几个纸箱子，装的全是一些看过的和没有看过的杂书。但也有些书印象深刻，比如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上下卷，还是旧式的黄版纸竖排版，这两本“黄卷”让我了解了一个旧文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趣味与情感，感觉到一种文人生活特有的温和质感。
如今还保存着的，是民国后期商务印书馆的《辞海》。当时用铅笔画出特价：12元。我看了看，灵感爆发，轻轻地抹去了左边的一竖，就成了2元。惴惴地到柜台结账，一个柜员迟疑了一下，问那个老柜员：“是两元吗？”老柜员拿去看了看，说：“就是两元。”赶紧付钱走人，出了书店，心还突突的跳。
当年的学生并没有多少余钱，所以常常利用书市人多的机会去偷书，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被人家查出来，哪怕胆小笨拙者如我，也曾塞过两本厚书在怀里，在人流中溜出书店。后来才知道，是书店根本就没有想为难这些偷书的穷学生。有一回我尝试着问那个指点我读书的老柜员这个事情，他眯着眼说：“书被学生偷去，总比放在架子上落灰好。”知道了这个秘密后，我却从来没有到古籍书店里去拿过书。
2010年，我在丹阳工作。教书匠一枚，也经常到书店跑跑。其时已不叫新华书店了，取而代之的是很气派的名字：丹阳书城。建筑也气派，六层，一万多平米，矗立在丹阳城的最中心，在全国县级市中，这样的书城，怕是少有的了。投巨资，建书城，昌盛文化事业，书城建造者的这种魄力和远见，在全国县级市中，也是少有的。
每每，空闲的下午，穿过熙熙攘攘的新民路，拐进人民广场，进入书城，就进入了别一种天地。书城外人流喧闹，书城内书香盈袖。可以从一楼到五楼，随便翻翻，看看。看到精彩奇文妙语，可以忘乎所以地读上几声，可以闭目在头脑里悟上几回。在书城，闻着书的香，人的内心也就自然地平静下来，世间种种烦杂，也可暂且放置一边。等到华灯初上，走出书城，走在新民路上，街道依旧嘈杂，但人的内心是丰富充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