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柳亚子诗中所写：“一老南天身是史”。纵观马相伯一生，他活跃于宗教、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见证人；虽然各个时期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立足爱国、与时俱进，是其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相伯的精神，屹立百年惠泽千人，而保护马相伯故居，我们更是任重而道远……
在开发区大贡村马家村，进村后沿着村里的水泥路行走数百米，就来到了被称誉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的马相伯老人的故居。据称，马相伯的故居共有四处，位于我市马家村的故居是马氏家族的祖宅，马相伯就出生在这里。
在马氏祖宅，除了仅存的两三间破败平房外，剩下的，就只有残垣断壁和四处攀爬的藤蔓，据说这一片残垣断壁就是马相伯的故居。在残存的墙角边尚有一口水井，但是，水井内已被填塞，井栏已被人偷走。据介绍说，马相伯的母亲是小脚，马相伯他们到上海之后，母亲在村上，取水不便，马相伯就在自家檐前掘了一口井，以方便母亲取水。
由于岁月的侵蚀和长期保护不善，如今我们在丹阳的马相伯祖宅故居，只见到一片残垣断壁，一口没有井栏且被填塞的水井，几间破旧小屋和一棵百年榉树。据称马相伯幼时这棵榉树便已生长在这里，如今树心已空，但依然茂盛。
众学者集体倡议故居修复
在17日下午举行的我市首届马相伯学术研讨会上，一封题为《关于修缮江苏省丹阳市马相伯先生老宅建立马相伯祖居纪念馆倡议书》的倡议书在与会人员手中传阅，复旦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张一华，马相伯玄孙马天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薛玉琴等纷纷签字附议。18日下午，与会人员前往参观马相伯故居，所见所闻令人惋惜，但也坚定了大家一起倡议保护恢复马相伯故居的决心，不会让之成为遗憾。
马相伯先生（1840-1939）是我国近代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重要人物，是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创始人，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参与筹建辅仁大学。与他有关，或者由他直接培养的学者有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黄炎培、于右任、邵力子、项骧、胡敦复、李叔同等。马相伯先生学贯中西、博学多才，一生为国家崛起和民族振兴奔走呐喊，尤其是晚年毁家兴学、支援抗战的义举在全国影响深远，是丹阳杰出的乡贤。1939年马相伯先生百龄大庆时，中共中央贺词誉之：“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国民政府褒奖之：“民族之英，国家之瑞”。
“近年来，马相伯已被各界人士重新发现，被誉为‘大家的大家’。”作为倡议发起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天纲在我市首届马相伯学术研讨会上说道，“马相伯在上海有合肥路、土山湾、泗泾镇三处旧居，都得到了适当的保护，有的还开辟作为纪念馆、陈列室，但是作为马氏家族的渊源地，丹阳市郊区的马家村祖宅却一直没有得到维护，处于濒临塌圮的状态。对于这样一位‘毁家兴学’，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贡献给震旦、复旦，对中国近代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家的大家’，我们深感有责任来修复这座有纪念意义的旧居。”这一不容推脱的“要求”也得到了马相伯玄孙马天若的支持。
对于如何保护马相伯故居，大家也是积极出谋划策，例如修复建设马相伯纪念馆、马相伯故居、马氏宗祠、马建忠纪念馆、复旦相伯故里学堂等等。
“一老南天身是史”
马相伯先生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大变动，他一生的活动复杂多样，活跃于宗教、政治、教育诸多领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见证人，正如柳亚子诗中所写：“一老南天身是史”。纵观他的一生，马相伯先生始终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并且与时俱进。而这也是我们如今关注马相伯、研究马相伯、传承相伯精神的重要内容。
早年，马相伯接受教会教育，获得了神学博士，还一度成为神职人员。近代中国社会中西矛盾和冲突十分激烈，马相伯的宗教信仰与救国追求也常常发生冲突，但每当这时，他都毅然把后者放在第一位。为国家自强求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不惜放弃神职,与教会决裂；在震旦时，为了捍卫国家教育主权，甘冒与教会再一次决裂的风险，支持学生退学，另办复旦公学。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主张在教言教，在华言华，中国的教务由中国人自己办，是中国教会自主运动的先驱。
马相伯曾积极参与洋务运动，支持戊戌变法和教育救国，赞同君主立宪，参与清末新政。民国初年，他担任过袁世凯总统府的高级顾问，30年代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近代每一次社会大变革中，马相伯都是积极的响应者和参与者。他之所以能实时俱进，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其衡量事物、看待问题的自我标准，即那份融入血骨中的“家国情怀”。
18岁时，马相伯就对聘请他当法国领事馆秘书的人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这样一种“为中国”的思想正是他一生在政治、经济、宗教领域判断是非曲直、作出决定的基本根基。
（李旻 佩玉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