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插队十一年

核心提示: 1964年9月14日,丹阳城镇(现云阳街道)485名热血青年分别乘坐火车、汽车、轮船奔赴各自分配到的农村新家,去接受艰难困苦的洗礼,用不悔的青春,去实践那个时代为之疯狂的传说(“与贫下中农一起在广阔天地里改天换地”),同时也开启了丹阳长达十多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运动。

     

 1964年9月14日,丹阳城镇(现云阳街道)485名热血青年分别乘坐火车、汽车、轮船奔赴各自分配到的农村新家,去接受艰难困苦的洗礼,用不悔的青春,去实践那个时代为之疯狂的传说(“与贫下中农一起在广阔天地里改天换地”),同时也开启了丹阳长达十多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运动。

丹阳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1964年“五四”青年节开始的。当天由团县委组织的庆祝青年节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是城区高、初中学生。会上,首先由《中国青年报》记者作了采访盐城回乡高中毕业生董加耕回乡“脚踏污泥、放眼世界”参加农业生产的报告,而后,团县委书记作了发言,他要求全县高、初中毕生要向董加耕学习,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后,各学校也对应届毕业生作了动员,7、8月高中、大学分别发榜后各居委也召集了落榜生进行动员,当时我归四牌楼居委会管,参加动员会时,最听得进耳的是居委干部的话:你们下乡最多苦上二、三年便可以回城分配工作了。”

报名是在各居委会进行的,报名的同时要求每个人要写决心书,事后这些决心书都公开展示在当时县工人俱乐部临街的橱窗里。8月中旬,团县委、民政局又共同组织报名青年和社会青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主要是听接受方的领导在会上介绍各地的情况,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胡桥人民公社的吴殷同志在大会高声讲道:胡桥是丘陵山区,有的是香喷喷的栗子山芋。”这对刚刚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我们来说极具诱惑力。同时其他公社的领导也分别介绍了各地的情况,其中一位领导还念了一条反映农村夫妻写照的顺口溜:三分自留地、二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会后我的心情大好,原来我们一家七口,蜗居在一间平房内,现在好了,可以到自由自在的农村,去种我的“三分自留地”了。会后没几天,街道主任又通知我们在居委会集中与接受公社的领导见面,不想又见到了吴殷同志,原来四牌楼居委会的下乡青年被分在胡桥人民公社。

插队下乡的通知书由民政局下发。分组是在居委会进行的,其原则是同学、近邻自由组合,居委会再作适当调整。我与韦昌洪先生是同学,要求在一起,后来又调整了王荣鼎先生,我们三人便结成了组。

9月13日晚,全体插队下乡人员到当时的丹阳饭店聚餐,十人一桌,凭票入席,那是我平生第一遭进饭店吃席,很开心。

9月14号来临了,上午起,大街小巷就鞭炮、锣鼓声不断,满大街彩旗飘扬,火车站、汽车站、人民大桥下的轮船码头、南门轮船码头挤满了欢送的人群。这次下乡人员虽不足500人,却牵动着千家万户,毕竟这是丹阳第一次如此规模的下乡插队运动,而对象大多又是刚出校门的学生。

当天下午3时许,我与去胡桥的50多名男女青年一起在当时的中山路电业路口的汽车站上了汽车,行李有专人负责,当汽车开出车站不久,坐在我前排的一位比我大的女生就哭了,跟着一些女同志也哭开了,当时我还不满17岁,根本想不到日后的艰难,所以倒也无所谓。

车过泰山水库不多时,就到当时的胡桥人民公社的所在地了。车是在后来的胡桥农具厂门口停下的,下车一看,到处是黄色的荒土,没有一间房,只有一丛丛茅草在微风中摇曳,这就是当年的胡桥。停车地距公社办公地不远,我们是在公社办公室前的小广场集中的,广场上倒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挤满了接我们回村的农民兄弟。当时的公社办公室,只有一排十间左右的小平房,没有通电。广场北边边上堆着小山一样的行李、生活和生产用具。稍作休息后就开始分队,因为来之前就已分好组,与对口的生产队接上就行了。大约是按先远后近的原则,一个小组被点到名后,就有当地的村民帮着我们去领生活生产用具,主要有:竹床、蚊帐、锄头、钉耙、镰刀、连架(打麦子用的工具)、笠帽、蓑衣等是按人头分的,水桶、尿桶、澡盆、竹橱(可以当饭桌用)是按组分的,与行李一起装上独轮车,就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回村了。我们组被分到胡桥大队马介生产队,离公社最近,等我们走时办公室里已掌灯了。

我们的住房是夹在村民中间的两间平房,也就二十多平米,只有朝南有门、窗,离前排房子的排水槽不足一米。村民们帮我们架好床、挂好蚊帐,生产队长马志福就安排妇女委员给我们下面条,我们的知青生涯就算开始了。

我们第一批到胡桥的插队知青共54人,分别安排在祁钦大队祁钦村、六都大队押墓里村、张家庵大队的张家庵村、麻场大队大雁山村、彭塘大队小戴村、胡桥大队马介村和公社苗圃,最多的祁钦小组有20人,最少的3人。

下乡后的前十个月,政府发给每人每月伙食费7元及30斤粮食计划,到当时的在胡桥大队马介村的粮管所购买,后来就要靠挣工分养活自己了。虽然我们单身一人,但因当地生产条件恶劣(丘陵山区),生产技术落后,稻、麦品种差,挣工分也不一定能养活自己。1965年,祁钦大队知青小组长周1米8的个头,一年挣了300多工分(那时基本每天只能挣一个工分,我个子小,算乙级劳力,每天还挣不到一个工),但工分值只有人民币七分钱,辛辛苦苦忙死忙活了一年,只挣到人民币二十来元,你说这日子怎么过(那年我还好,马介村在泰山水库边,每个工分值近人民币三角,是周的四倍,勉强能度日)。但不管怎么说,我在生产队劳动时,从来没有领到过余支款,但也没有断过顿,要拜丘陵山区的山芋所赐。

知青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首先得过生活关。在城里,不管家境贫富,生活有家长料理,而下乡后什么都得靠自己,茶米油盐、缝补洗涮都得自己干。原先在家烧饭用煤炉,现在是大灶,刚开始,因为不会,经常把饭烧糊。吃水要到水塘去挑,倒进水缸用明矾沉淀后用,但到雨天,塘水浑浊得很,没办法,也只能吃它。最困难的是很少有蔬菜吃。丘陵山区本不易种蔬菜,分给种菜的自留地又在冈上,我们既无菜种、又无技术,而村民们种的大多是生菜、青菜,其他品种很少,更不要说吃鱼、肉了。下乡这么多年,除了第一年春节在马介生产队,因泰山水库占用队里的土地,全村分到三条白鲢共计一百多斤,集中红烧各户分吃外,再也没有分到过鱼。特别是押墓里村,水塘都在湾田里,都是过水塘,一发水,上游山上的水下来漫田而过,很难养鱼。其次要过劳动关。刚开始,生产队安排我干些轻活,慢慢就得与村民一样干活了,耙田插秧、收割稻麦。最苦是夏收夏种,麦子收上后,堆放在场边,刚吃完饭,干活的哨声就响了,马上得扛上连架去打麦场。夏天烈日炎炎,既热又困,也只能举着连架一上一下打麦穗。最累的是上开河工地,虽然河工每天有一角钱和二斤半大米的补贴,但那活我还真干不来:每天天刚亮就得上工地,因为疏浚河道是在冬季的枯水期,早晨从地铺上爬起来,得咬紧牙关套上湿袜子。工地开始时从上到下还有一级级在河波上由河工自铲的台阶,几天后慢慢就变成一个个的脚窝了,就这样,每天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一步步地在河埂至河底往返着。在插队期间的十一年中,我分别参加过九曲河的访仙公社段、荆林公社段、后巷公社段、大运河的横塘段、县城护城河城南大队段的河道疏浚工程。1966年,我们三人从马介村并到六都大队押墓村。押墓村离公社所在地约有十里地,中间要翻过四道山冈,上公社缴公粮或买化肥,只有独轮车,每人一辆。上坡时大家可相互帮忙,可下坡时只能一人。我一车化肥只能装三百斤,下坡时要仰着身子,两手紧抓着车把,随着车的惯性向下“趟”去,稍有不慎就得翻车。我有一次就因翻车而摔断了一只车把,万幸人无大碍。再次还要适应社会。在那阴阳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押墓知青组八人中过半出身“黑五类”,在农村虽没遭大罪,但也逼着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有天下午,生产队长通知我们去大队参加民兵会议,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参加会议有工分。会议在大队部陈家村的祠堂里召开,会议还未开始,我们组几个人像其他人一样在闲聊,突然,大队民兵营长指着我们一声大喝:不是基干民兵的出去。”全场顿时肃静,我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会,村民兵排长徐敏华走到我们面前,说我组有几人不是基干民兵,问为什么,他说是成分不好,没资格参加基干民兵。还有在“文革”刚开始时,大多数知青感觉在农村无望了,听到其他公社的知青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向政府要求返回县城,胡桥的部分知青听到消息后也准备成立红卫兵,弄个红袖套套套。某日下午,我们相约在公社的小会议室集中,简单商议后也成立了“胡桥人民公社知识青年红卫兵”,宗旨是向上反映知青现状,要求回城。我们的集会,惊动了公社办公室所在地麻场大队的贫下中农的造反组织,会议刚结束,他们就来人通知晚上要与我们开辩论会。当时,还有些看不上他们,毫不犹豫地应了。那时,公社办公室已经通了电,晚上,大会议室灯火通明,对方有四五十人,有队旗,每人套着红袖套。我们刚成立,这些行头还未置办。辩论开始,对方首先就问我们:你们是来农村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在农村你们要造谁的反?”接着又追问我方主辩手的成分。他因不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对方倒不依不饶,马上就宣布取缔我们的组织,我们又不能拿砖头砸天,只能不了了之。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虽然剪了辫子,但还是没资格参加革命。所有这些,对我们的心灵造成沉重打击,从此以后,我们便夹起了尾巴,老老实实地在村上干活挣工分了。

那时候,我们的梦就是回城进工厂,生活有保障,但文革开始后,梦就基本破灭了。当然,也有人侥幸成功,下乡二、三年就调进了工厂,但多数“插兄插姐们”就不那么幸运了,特别是我等“黑五类”子弟,背着成分不好的黑锅,自知回城无望,心里没了希望,但好死不如赖活,我组有四人,在进城前找农民或知青结了婚,咬紧牙关,准备在农村了此一生。

我们组最早的乔来宝同志,下乡第二年就进了工厂(文革开始又回到生产队,而后又是第一个进了城),组长戴智善,原是从丹阳考到江苏省苏州市铁路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大约五年后当了老师,其他如裴重魁、戴金荣、张康杰三位老兄大约1989年后进了丹阳化肥厂。我在农村待了十一年,1975年底才回了城,我走后,孙见平老兄还在村子里。

这段艰苦的经历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近在昨日!

责任编辑:姜耶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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