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是广为人们引用和评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一段话。
《红玫瑰与白玫瑰》经典语录
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
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
她的话使他下泪，然而眼泪也还是身外物。
他向客室里走，心里继续砰砰跳，有一种奇异的命里注定的感觉。
自由的人到处磕头拜礼求人收留他的自由。
电影已经开映多时，穿堂里空荡荡的，冷落了下来，便成了宫怨的场面，遥遥听见别殿的箫鼓。
隔着那灰灰的，嗡嗡的，蠢蠢欲动的人海，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
许多叽叽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感情的一种满足。
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不想走开，一个人，对你借口太多，那是因为不想在乎。
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红玫瑰与白玫瑰》发表于1944年，奠定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娇蕊，不妨看作是作品中的红玫瑰。她是新加坡的华侨，有留学英国的经历，可算西方文明熏染下的新女性，思想解放，热烈奔放，敢爱敢为。她为了和振保在一起，不顾一切，毅然提出和丈夫离婚，然而所托非人，由于振保的退怯，终于为爱所伤。经历伤痛后，娇蕊不得不回归传统，嫁了人做了母亲，并安于世俗。多年后，当娇蕊与振保在电车中相遇时，其一番人生感悟耐人寻味：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去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相对于娇蕊，烟鹂便是作品中的白玫瑰。她虽然也大学毕业，可算知识女性，但由于家境中落和性格温顺，在振保眼里便是符合传统的妻子。可结婚以后，振保对烟鹂越来越没兴趣，在外面公开玩女人，夫妻生活沉闷而压抑。
烟鹂从肉体到情感、从地位到人格都被轻视，在长期的冷暴力中，她逾越了传统道德对妇道的束缚，出轨了。烟鹂欲守传统而不得，走向了振保心目中的反面。
振保，是作品中的男主人公。
他出生寒微，但留学英伦得了学位，回国后有了体面的工作，热热闹闹地周旋于都市的世俗生活之中。在处理与女人的关系上，读者可以看出振保“为人”的矛盾和复杂：在巴黎的一个夜晚，心血来潮，荒唐嫖妓；在爱丁堡与玫瑰姑娘热恋时，面对玫瑰的热烈如火，他控制得好好的，心如止水，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在寄居朋友家时，不多久便与朋友的妻子“心心相印”，同床共寝，朋友之妻离婚要嫁他时，他又避之唯恐不及；在婚后，不满足于妻子身体的瘦薄和性情的内敛，竟然堂而皇之地寻花问柳……如此这般不堪，他仍然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里的有一定身份的体面的“振保”。
从作品中三个主要人物身上，我们读出了人生和人性的“撕裂”。
娇蕊，追求自由而不为现实所容，由“热烈的情妇”而回归家庭；烟鹂，恪守传统而不被丈夫尊重，由“圣洁的妻子”而兑变为出轨者；振保，讲道德，要做人，可一方面坐怀不乱，另一方面又寻花问柳，还维持着道貌岸然的架势。
三个人，在现实生活的挤压中都失去了“初心”，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被撕扯得表里不一。
人物的“撕裂”感，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无论是女性（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半生缘》中的顾曼桢、《色·戒》中的王佳芝），还是男性（如《鸿鸾禧》的娄先生、倾城之恋》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的乔琪）。这种“撕裂”，给文学品评以窥见深处的张力。
人物的“撕裂”，毫无疑问源自于时代。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租界、洋场、霓虹灯、时髦女郎、宅院、弄堂、黄包车、守旧先生......一方面躁动着“现代”，一方面固守着“传统”，而挣扎于“现代”与“传统”中的红男绿女自然也就被“撕裂”。
人物的“撕裂”，毋庸讳言也源自于人性自身的复杂。某服装广告词说“男人不只有一面”，其实，女人也“不只有一面”，客观说只要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可能都“不只有一面”。正因为人自身的“多面”，才使得富有洞察力和表现力的作家能够在作品中呈现人性的“撕裂”，而张爱玲正是这样犀利且有才情的作家。
自然，不得不说张爱玲的犀利和才情源自于她的家世、处境和经历。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
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父亲是旧社会的纨绔子弟，母亲却是崇尚西方文明的新女性。童年、少年的不幸以及父母不同的思想观念丰富了张爱玲的内心世界。1939年，她赴香港大学就读，香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又给了张爱玲后来的创作以无限的情调。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以在《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为起点，开始了她职业作家的生涯。1943年和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
解放后，张爱玲仍有不少作品问世，但让人称道的不多。由于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婚姻以及其部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改革开放之前国内文学史对张爱玲常常避而不谈，但这并不能影响读者对其作品的阅读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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