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知青下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五六个年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既要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又要做好他们家长的思想工作,而接受下放知青的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则要做好生产生活的安置工作。我在城镇(现云阳街道)党委和在企业工作期间,历次动员知青下放,都是在第一线,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下放的知青,早已回城工作,大多数都退休,已是爷爷奶奶辈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
  60年代初,城乡人民好不容易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及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全国城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连年的高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在家待业。这一大批知识青年,是国家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不能使他们的青春年华无所事事地度过,他们的出路何在?党中央、毛主席为解决这一批知识青年的生产劳动问题,提出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毛主席先后作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从1964年夏天开始,全国各城市和县城集镇,开展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广大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村,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
  生活在城里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父母身边长大,从家门到学校门,高初中毕业后,待在家,都想安排一个好的工作,有的还是“惯宝宝”,冷暖都有父母照应。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只是在夏收和秋收时,由学校老师带领他们下乡拾拾麦穗稻穗,或做一些轻便的农活,大多数知青没有接触过锄头、钉耙、镰刀和其他农具,对农业生产一无所知。一下子要他们下放到陌生的农村去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所以动员知青下放工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动员知青下放工作,开头是以块为主,各单位配合知青家长的思想工作,后来以条件分工动员,即知青家长在本县单位工作的,由单位负责动员;知青家长没有工作单位或在外地工作的,由居委会负责动员。当年我在城镇党委工作时,这项工作,党委书记挂帅,由我具体负责,并分工一个居民片(四个居委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知青下乡工作上。在“文革”前,已下放三批知青,在“文革”初期,部分下放知青进城运动,我曾受到多次冲击,内心深深理解他们的心情。时隔一年,又开展了动员知青下放工作。在最后两批动员知青下放工作时,我在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而其中最后一批,公司应下放的职工子女占全县百分之十。公司多数职工都是多子女,有的职工已有一个两个子女下放,最多的一个职工已下放三个子女,那年还要下放一个。动员工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作为党员干部,困难再大,也要迎难而上。可以说,这项工作,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艰巨的工作。
  在开展动员知青下放工作时,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居委会,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大造声势,形成知青上山下乡光荣气氛。大会动员,小会讨论,办学习班,更多的是个别谈心,上门苦口婆心地做知青和家长的思想工作,党员干部子女,是下放对象的,带头表态,送子女下乡务农。广大知青和家长,通过学习动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写申请报告,家长支持儿女下乡,把青春献给农村社会主义事业。县知青办及时发给批准书,并抓紧做好知青下乡安置工作的准备。对生活有困难的家庭,给予适当补助,购买一些下乡的生活用品,作好下乡的一切准备。
  历次知青下放工作,根据县统一部署,由县和城镇召开欢送大会,下乡知青,个个佩戴大红花,由各单位敲锣打鼓,送他们到会场。欢送大会后,有的单位领导同下乡知青合影留念(1964年9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欢送大会以后,县和有关单位领导同33个下乡的共青团员,在体育场合影留念)。
  下乡的知青,初到农村的新环境里,既要自理生活,还要和社员一道出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多数都不适应。他们在当地干部社员的关怀帮助下,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和社员相融合,和社员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学到了很多农业知识和农活,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农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当了基层干部、民办老师、赤脚医生,还有的在农村成了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飞跃发展,下放知青按下放先后和条件,在短短的几年里,都陆续上调到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工作,有的参加高考,上了大学。由于下放知青在农村经过磨炼,很多成为单位的生产工作骨干,有的担任了领导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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